王广义的作品在中国当代艺术中一直占有某种特殊的位置，这种位置是由它自身的矛盾性构成的。虽然这些以《大批判》命名的作品几乎再也唤不起我们的视觉惊奇，但无可否认，这些图像－－确切地讲是这种处理图像的方式，曾经十分准确地传达出我们这个时代各种极端矛盾的经验，从末名的信仰到愤怒的解构，从英雄主义的气概到消费主义的时尚噱头……他喜欢不断创造一个个视觉悬念，但在人们还来不及猜到谜底时又将它们打破，对于艺术史而言，他属于那种充满力量但又无法捉摸的艺术家。

　　80年代王广义曾经是一个标准的文化乌托邦主义者，他曾相信一种健康、理性和强有力的文明可以拯救丧失信仰的文化。他早期的作品也的确达到了他幻觉中的这种文明的风格：秩序、冷峻和简练。然而，很快这种理想化的风格就被一种强烈的分析性图像所代替，在《后古典系列》中古典艺术、经典文本等成为分析的对象，照他自己的话说：“一种缺乏实证批判的艺术是不会产生力量的。”当然，真正为王广义获得艺术史声誉的是90年代的作品《大批判》。在《大批判》中王广义似乎真正找到了一种具有“实证力量”的图像方式，他放弃了一切完善语言和风格的努力，直接将两种完全异质的图像：“文革”式的政治招贴和消费广告并置在画面中，这种方式更像是一场风格的赌注，它以矛盾的方式叙述了在消费时代中，文化所面临的真空状态，而在装置作品《签证》、《检疫》、《唯物主义时代》中，王广义所制造的危机感由文化领域转移到国际政治、心理和社会学领域，它们以观念主义的方式记录了一个充分物质主义的时代残存的英雄主义幻觉及其没落。

　　格瓦拉在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充分的时尚化而丧失了他的力量，在一个极度消费的时代我们还有可能重新获得信仰时代的理性力量和伦理力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