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到专业的书画鉴定内容，《古玩指南》之有第二章“书画”，一共有八个小节，分别为书画概述、书法源流、绘画源流、书画格式、书画名家、书画之作伪、书画之鉴别、书画之评价。这种分类的排列方式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许多关于书画鉴定概论的著述编排方式相当类似。《古玩指南》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已出版行世，从其销售的情形来看颇为可观，可见其对后人的影响力不容小觑。赵汝珍提出书画作伪的几种类型，论述颇为详细精到。第一种为摹仿之作伪，介绍了北京的古玩铺招收学徒专门训练，摹仿古画的一条龙作伪的内幕；第二种为补题或改题旧书画，阐述了无款之添款法、去原款之改款法等；第三种改充旧书画；第四种用旧纸仿作旧书画；第五种割裂题跋拼凑书画；第六种补描旧书画；第七种利用旧传闻著录造书画；第八种照旧书画仿造或描抄；第九种揭裱旧书画。除此之外，赵氏还在作伪方法的介绍中提到了代笔，认为此种作伪鉴定难度最大，虽精于鉴赏者，亦无法分辨。以上几种作伪方式的提出，现在的观者并不陌生，因为在目前所能见到的书画鉴定理论著述中都有涉及。关于书画鉴定，赵汝珍认为书画鉴定是一门涉及知识领域极广的学问，他在《古董辨疑》序言中提到：“盖辨之之道极难，必也具有古董整个领域内之常识，再辅之以广博之经验、特殊之阅历、深邃之研讨及超人之智力，方能胜任。”

　　在《古玩指南》的“书画之鉴别”一节中，赵汝珍提出几种鉴别要素：“若从书画之本体，以辨别其真伪，则应注意者，为作品纸绢、墨迹、图章、帮手等事。由作品之优劣以辨别真伪，固为难事。因须有充分之学识、眼光、经验，方能辨到其精妙者……由于作品之绢或纸，鉴别其真伪尤为准确……至墨迹及颜色亦迥不相同……图章虽小事，其关乎真伪者亦重……鉴别题跋之真伪，即可断定作品之真伪也……收藏或鉴赏图章，亦可鉴别书画之真伪……明乎此，则知来历为书画真伪之有力证据明矣。”（赵汝珍《古玩指南全编》，第43-48页）

　　赵氏称之为书画鉴定之本体内容，大体是属于后人鉴定书画的所谓辅助依据，即题款、题跋、印章、鉴藏章、纸绢材料等等。这些鉴定书画的依据至今仍在普遍运用。但问题是赵氏理论成果在前，并且是相对最早、最全面系统地对鉴定方法与作伪方式进行阐述的理论著作，在当时可以说是首开先河之作，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赵汝珍的这些成果，应该是后人理论著述中关于书画作伪与鉴定方法研究的部分内容来源。

　　当然，其理论研究成果的局限性也在所难免。赵汝珍非书画家出身，其知识背景决定了他对书画创作及作品笔墨风格的理解及阐述不能在其理论上有所体现，只能从书画风格本身以外的相关技术层面上进行分析推理，余绍宋就认为，用形式的研究来分辨真假的，可以说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西洋人，一种便是古董商：“古董商——他们多数从小充学徒，没有画的知识，自然不能从画的精神来鉴定画的真假，只得凭前辈的口授。而所口授的，也只是从形式上作断定的各种呆板方法。这两种人的鉴定，我们不能说他不准确或不好，因为他们的方法是科学的，是依据经验的，也有相当的把握。只是我们学看画，不必从这方面入手，只作参考罢了。”（余绍宋《初学鉴画法》，余子安编著《余绍宋书画论丛》，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其实不仅是他，当时相当程度上的业界都持此类意见：古董商很难从时代和个人风格概念等书画艺术本质上提出对书画鉴定的见解，进而提出有效的鉴定方法。

　　此外，赵汝珍在《古董辨疑》中特别偏重于对古人鉴定书画方法的质疑，引经据典，言之凿凿，不失为一家之言，但其对前人鉴定方法的批判方式，只是举前人的鉴定事迹片段为例而缺乏一种“普世”的立场，以个人一家之见否定另一家之意见，但这与古代和民国时期大部分的理论批评方式和札记式的叙述方式并无本质上的区别，还是带上了那个时代的旧式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