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画鉴定现代理论研究新模式的产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新中国成立后对书画文物事业的重视，为书画鉴定研究提供了平台。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得以延续的精神支柱，而文物又是体现传统文化发展轨迹的见证。每个时代发展过程中，在文化方面实施的重点往往都是对古代文物的收集及重新整理，并加以保护，历朝历代无不如此。新中国刚刚成立以后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是百废待兴。在文化领域的政策方面，大力强调、提倡对书画文物进行抢救、汇集及保护，许多城市筹建文物保管委员会进行文物收集、保护等各项工作的实施和监督。尤其是在京津沪地区，对民国时期北京、上海等各地的书画文物收藏世家的书画文物进行征集，对战乱中散佚于民间的书画文物四处寻访。上海博物馆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建立，北京故宫博物院也恢复了工作和对外开放。国家政策的重视和实施使书画文物在短时间内得以汇聚，这应该被看作是书画鉴定理论研究迅速得以展开的有力的物质保障。

　　随着文化部门对书画文物研究的重视，上世纪五十年代创刊的《文物》杂志，已成为书画文物工作者和鉴定家们展示其学术研究和成果的平台。《文物》杂志陆续刊发了张珩、徐森玉、张伯驹、谢稚柳、启功、徐邦达等等书画鉴定大家的书画鉴定研究文章，虽然对古代书画真伪的个案研究文章占了大部分，但在研究方法和论述方式上都已经体现出了新时期理论研究的有序性和完整性，特别是张珩先生的文章《怎样鉴定书画》，（注：此文是根据张珩的演讲，经中央美术学院薛永年、故宫博物院刘九庵、文物出版社张圣福等记录，由王世襄整理、启功校订，最后而成的书画鉴定著述）就是在《文物》杂志1964年第2期上首次和读者见面，向我们展示了现代书画鉴定里程碑式的理论新成果，这是古代随感、札记式的书画鉴定理论所不具备的新的研究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上世纪六十年代，应国家书画文物收藏与保护的需要，国家文物局曾经两次组织了中国书画鉴定组，对全国各地所藏中国古代书画作过全面系统地鉴定，曾经在天津、黑龙江、辽宁、重庆、四川等省市鉴定古书画万余轴。实地的考察与大量的鉴定实践为书画鉴定家的鉴定理论成形打下坚实基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表的书画鉴定理论研究论著大多出于他们之手。

　　书画鉴定家们在实践中和理论上进行不断的开放式磋商和研讨，总结研究经验和研究方法，使书画鉴定理论研究逐渐形成一种模式并加以固定。这些经验和研究模式的总结是后来形成概论式的书画鉴定理论的学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