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少在画室画画，大自然、黄土地是我的画室。

●在与大自然的情感交融中，陶醉于物我合一、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满足和最高的艺术享受。

●画笔之意不在画，在于山水之间，在于寄情、示气。

——靳之林



2003年8月，靳之林教授为纪念母校——中央美术学院建院85周年，在学院美术馆举办了“《大自然·黄土地》——靳之林油画山水花鸟写生画展”，150幅作品摆满了一、二、三层楼。他在《前言》中写道：“落叶归根，近几年在完成人类本原文化的田野考察之后，终于又回归我的陕北黄土地”。最后，他以一首短诗点化了自己的生活足迹：



悲鸿恩师的油画《萧声》，

引我进入艺术的殿堂。

古元同志的版画《菜圃》，

送我到了黄土高原之乡。

陕北窑洞的老大娘，

交给我两把金钥匙。

一把叫“生生”，

一把叫“阴阳”。

带我走进了民族与人类本原文化的宝藏。



靳之林是一位独具特色的油画家。他在保持油画西方语言品质的同时，融入中国写意画笔墨和中国文化精髓，形成了自己独特鲜明的艺术个性。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油画艺术长廊中，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油画历史画《南泥湾》、《毛主席在大生产运动中》、《罗盛教》，油画肖像画《公社书记》等已经成为20世纪经典之作。

靳之林也是人文领域一位著名的学者。他从45岁开始，由陕北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研究，进入中国和人类本原文化的考察，创立了中国本原文化与本原哲学发生发展的研究体系——“中国本原文化学”这一当代新的边缘学科。著有《中华民族的保护神和繁衍之神抓髻娃娃》、《生命之树》、《绵绵瓜瓞》、《中国民间文化与中国本原哲学》等。

靳之林又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考古工作者。他先后发现并考察了陕北由北魏至明清的佛教、道教石窟408窟、近10万尊雕像，填补了有关中国石窟艺术的空白；揭开了万里长城的生命线、古代重大国防工程——秦始皇直道方位和走向之谜，成为两千年来全程考察秦始皇直道的第一人。

靳之林还是一位致力于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他在挖掘抢救和传承发展原生态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同时，积极组织民间艺术和艺术家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展览演出。为表彰他做出的重大贡献，法国功勋与敬业最高委员会授予他“金质十字勋章”。

这里记述的，就是学者型的艺术家靳之林，半个多世纪以来坎坷而艰辛的人生旅程。

出生乡贤翰墨之家

1928年，靳之林出生于今河北省滦南县胡各庄镇一个颇有传统文化气息的家庭。他祖上家境殷实，其祖父靳玉如于清朝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创办义学。“本镇贫苦子弟，皆得免费读书，笔墨纸张无力购买者，均由玉如个人施给”。（见《滦县志》）。

后来靳玉如从保定师范学堂毕业，任各县高小教习数年，晚年归里，任胡各庄高等小学校长。期间，“校内莘莘学子，弦诵不辍，教育日见发展，皆玉如一人倡办之力居多”。（见《滦县志》）其父靳广澍是北京航海测量学校首届毕业生，分配到浙江宁波，为海港建设奉献了毕生精力。后因家父病重，辞职回乡，继任胡各庄中心小学校长。1942年为抗拒日伪的奴化教育，愤然辞职居家。

靳之林记得，他家有菜园、池塘，前面院落住人,后面是祠堂和书房。祖父喜好书法，并写得一手好字，书房里一幅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曾引来不少客人的赞赏。父亲在南方工作时曾收藏不少“明四家”，特别是文征明世家山水画原作，以及清“四王”、吴、恽山水画原作，都放在后院的书房里。父亲亲自教他书法、诗词和英语。但他最高兴的还是家里来了客人，夹在大人中间，看他们挥毫泼墨、品诗论画。书房里满柜的线装善本书对他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他特别喜欢陈老莲的《水浒》叶子、《石头记》木版插图，经常钻进书房精心地描摹,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艺术的种子。

稍大些，他对父亲订的《东方》杂志产生了兴趣,其中有一幅徐悲鸿画的法国印象派风格的老年妇女肖像，脸上一块绿，一块紫。他虽然不能更深地理解其中的道理，但觉得好看，于是尝试着利用这种印象派方法进行外光写生。

一次他下地割豆子，家乡朴实的原野、累累的果实使他留连忘返。傍晚归来的路上，阳光透过浓云，红霞满天。他急忙跑回家，取来水和颜料，画下了至今仍令他神往的景象。

校园门口的墙垛上长满了爬山虎，中午烈日当头,表面的叶子反射出白色的亮光，而阳光穿透了的暗部却呈现出橘黄色，形成强烈的冷暖色调反差。他被这神秘的色彩迷住了，下课铃一响，便跑过去，抓紧画一张色彩写生。

他爱光，爱田园诗般的大自然，爱家乡多彩的民间文化活动。逢年过节，姑姑阿姨们剪出的各式各样的窗花，走街串村的民间艺人演出的老呔影，办丧事时满街筒子红红绿绿的纸人纸马，庙会上孩子们追着看的高跷、跑驴、旱船,都曾为他童年的梦想插上放飞的翅膀。耄耋之年后他感慨地说：“这确实是我后来醉心于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研究的源头”。

他的童年是在家乡胡各庄中心小学度过的，初中是在离家42公里外的滦县中学上的。小学和初中教图画的吴老师和张老师都是当地有名的中国画师,给了他积极的影响。

走进艺术殿堂

靳之林在滦县中学毕业后，向往着丹青妙手云集的北京。在父亲的支持下，1943年，他考取了北平市立师范学校。北师很重视音体劳美，尤其是这所学校有一个收藏丰富的图书馆，大量书画原作和珂罗版精印画卷可供他学习和临摹，这无疑给了靳之林一个难得的机遇。

他的艺术天赋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学校有个“冬青书画研究会”，他被推举为第二任会长。学校拨给他们一间大画室和一张大画案,靳之林如鱼得水，每当夜深人静，便钻进画室,展纸研墨、焚香静心、潜心临摹，仔细揣度古法山水之精妙。在图画老师李志超的指导下，他先临摹“四王”、石涛、石溪，后研习文征明、沈石田、赵子昂，及荆关董巨、李成、范宽，两年下来，竟临了数百张。他精力充沛，此时已不满足于校内学习，同时在校外拜师。在北师，他对融会百家、功底深厚、笔墨苍劲的清代画家王石谷的山水画产生了浓厚兴趣，重点摹写，得到校外老师吴镜汀的精心辅导，画艺大进。可惜当时临摹的作品，现在只保留下王石谷的《蹊山行旅图》摹本，其余均已散失殆尽。毕业前夕，河南花园口黄河决口，靳之林以春夏秋冬山水四条屏参加了赈灾义卖活动。这是靳之林平生第一次参加重要展览和义卖作品。

一次，靳之林从朋友处借到一本徐悲鸿先生的画册，其中《萧声》典雅恬静的中国妇女形象，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意境令他陶醉。

1947年他如愿以偿，考取了由徐悲鸿主持的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攻读西画。

1949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部，即后来的华北联大三部，与北平艺专美术系合并，成立了中央美术学院。当时在这里教油画的徐悲鸿、吴作人、董希文、冯法祀、罗公柳等都是靳之林的老师。徐悲鸿重视写实、师法造化的现实主义艺术道路，以及以素描、油画写生作为解决造型与色彩基础的教学思想，在他们的教学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给了靳之林很大影响。

徐悲鸿十分重视对西画系学生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除了亲自讲授中国美术史外，还安排李可染、蒋兆和、叶浅予、李桦等讲授中国画课程，并亲自陪同齐白石先生为学生授课。李可染指导临摹《八十七神仙图卷》时讲的如锥画沙、如折钗股、如屋漏痕、如高山坠石、用笔无起止之迹和书法由赵子昂入手的毁笔教训；蒋兆和教授水墨人物时讲的学人物画必须先学山水画，中国画的用笔挺拔、笔墨气韵、皴擦点染尽在其中；齐白石由开始到完成一幅画始终清水一杯的全幅总体布置的画法等，他至今记忆犹新。

在中央美院4年,靳之林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基本功。在随后上下求索的道路上，他有幸结识了两个人：一位是著名画家、教育家董希文；一位是版画家古元。

靳之林认识董希文是在1948年北平艺专为校址乔迁举办的全校教师作品展览会上。昏暗的展室与董希文色彩明亮、反映大西北筑路工人生活的油画《瀚海》、《戈壁驼影》，以及具有现代艺术风格的《窗前静物》形成强烈反差，使正热衷于探索后期印象主义等西方诸流派的靳之林眼界为之一新。

1951年中央美院毕业后，他留校任教于绘画系、油画系,作为董希文的助手，协助董希文带领学生深入生活，进行艺术实践，得到董希文的直接指教。在饶阳县五公村完成的《冀中平原的盛夏》、《打机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队长》、《五公村妇女队长》、《房东的女孩》、《五公村农民听收音机》等,有些就是他和董希文在教学中一起画的。

后来他协助董希文先生创建“董希文工作室”，经常到画室看老师的创作过程。董希文运用富丽堂皇的壁画风格画《开国大典》，运用中国卷轴画风格表现《春到西藏》，运用中国版画风格表现《红军不怕远征难》、《百万雄师过大江》，不同的主题和意境，运用不同的表现手法，使他的油画一看就是中国的，百花齐放的。董希文油画的中国写意风格和传神笔墨，对靳之林后来的创作和教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董希文十分重视向民族文化遗产学习。每次到他家里，靳之林总看到老师的床头有一件宋代民窑——磁州窑大写意风格的白底黑花大梅瓶。多少年来，几次坏了粘好，还放回原处，直到去世。从董希文油画凌厉的用笔中，靳之林窥视到老师从民间老艺人笔笔传神瓷绘中所吸收的笔墨。1958年，他和董希文先生一起带学生到昌黎县农村实习，看到董希文先生那么重视民间壁画和民间艺术，便不解地问：“它们好在哪里?”董希文说：“好就好在它不以技法去唬人,不让你觉得技术高不可攀。让你觉得我也可以画出来，因此拉近了作者和观众的距离，感觉亲切纯朴”。靳之林后来对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兴趣和关注,是得益于董希文的影响和启迪的。

在靳之林成长的道路上,他虽然没有得到古元的直接教诲，但古元的作品和古元的艺术道路，却影响了他的一生。

1949年初，靳之林在面临失学、失业，走投无路的绝境时，北京解放了。穿着灰色棉袄的延安文艺工作者带来了陕北的窗花、木刻、民歌、新歌剧。灰棉袄和黄土高原朴实的色彩，成了他心目中最圣洁的颜色，而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古元窗花风格的木刻。当他第一次见到古元的木刻作品时，就被深深感染，激动不已。几十年后他回忆说：

“以古元为代表,带着浓郁泥土芳香的陕甘宁边区的木刻、窗花、民歌、秧歌、腰鼓和民间文学，把我带到了神圣的黄土高原。”

“古元木刻质朴的艺术气质、质朴的陕北农民的气质、质朴的陕北黄土高原的气质融合所产生的艺术震撼，使我的心狂热地扑向陕北黄土高原，找到了生活和艺术的归宿，找到了自我。”

“我在油画中追求古元木刻中质朴的艺术气质，追求浓郁的地方色彩，追求土油画的灵魂，追求西方传统油画的色彩规律和中国土油画灵魂气质的统一。”

“再也没有哪一位画家的作品像古元木刻那样决定着我后来一生的艺术道路。”

靳之林的成长，是与董希文、古元的影响分不开的。一个培养了他的中国油画写意风格和传神的笔墨；一个引导他找到了自我，找到了艺术的故乡。这对靳之林后来选择自己的艺术道路和生活道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罗盛教》与朝鲜之行

1955年冬,靳之林接受了军事博物馆创作油画历史画《罗盛教》的任务。

罗盛教是1952年1月2日在朝鲜平安南道成川郡朔仓里，为抢救滑冰落水儿童崔莹而光荣牺牲的。英雄牺牲后，很快就有油画、连环画出版，但画面都是罗盛教一甩棉衣，就跳进一个普通冰窟去救人。

在北京召开全国劳模会期间，靳之林拜访了英雄的父亲罗迭开。他为老人画了肖像，目的是从老人的形象中找到罗盛教的影子。在与老人的交谈中，他知道罗盛教出生在湖南农村，小时候经常到村前水塘里游泳，水性很好。那么，一个普通的冰窟窿，罗盛教怎么会牺牲呢？他百思不解，于是向军博提出实地考察的要求，很快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并拿到了去朝鲜的护照。

靳之林乘坐的汽车蜿蜒夜行在冰天雪地之中，黎明时分到达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所在地桧仓郡。他放眼四望，巍巍雪山，气势磅礴，极为壮观。而战后的三千里江山却满目疮痍，十分凄凉。在零下40℃的早晨，孩子们光着脚在冰上滑爬犁，志愿军战士破冰为老大娘担水。他抓紧时间画了《浩劫后的朝鲜》、《桧仓郡志愿军司令部》、《志愿军为老大娘挑水》。

经过几天休整，志愿军司令部派翻译送他到崔莹家乡成川郡朔仓里。因为崔莹父亲刚刚去世,按照朝鲜的习俗，他只得住在里党委委员长家。半夜，忽听院子里吵吵嚷嚷，原来是崔莹妈妈闻讯赶来。靳之林起身解释，崔莹妈妈说：“哪有那么讲究，中国同志是为画罗盛教的事来的，如果没有志愿军，我家的房子早就没有了。”她边说边搬行李，靳之林只好跟了过去。当时崔莹已长大参军，家里只剩下妈妈和妹妹。

第二天一大早，崔莹妈妈带他到罗盛教牺牲的地方。这里是大同江支流，它由西北注入悬崖下的深渊折向东北，在转弯处形成很厚的冰滑坡，冰爬犁很容易从这里滑向深渊。深渊处有一股终年不冻的泉水，人一旦掉进去，是很难爬上来的。罗盛教救崔莹时,跳进冰窟，曾3次用力将崔莹推上岸，而他自己却再也上不来了。靳之林这时完全明白了。他和崔莹的妈妈在岸边默默伫立，覆盖着残雪的黑压压的悬崖，压得他几乎透不过气来，只冥冥中听见潺潺的泉水声，如烈士在窃窃私语，拨动着他沉重的心弦。

靳之林在朔仓里正赶上罗盛教牺牲3周年纪念日，村里的农民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这天，全村人都来到烈士墓前,两排人相对而立，肃穆祭奠。一位80多岁的老人将两杯酒先后泼洒到空中、地上，以示祭天祭地，第三杯酒则敬给了烈士家乡来的最尊贵的客人。

在朝鲜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靳之林沉浸在崔莹全家和朔仓里人民的深情之中。他在这里画了《罗盛教牺牲的地方》、《罗盛教河、罗盛教山》、《崔莹的妹妹崔爱子》。1956年7月完成了油画历史画《罗盛教》的创作,送军事博物馆展出收藏。

两幅油画历史画

在靳之林的艺术生涯中，油画历史画《毛主席在大生产运动中》、《南泥湾》是其浓重的一笔。

到陕北去，到延安去，是他多年的夙愿。伴随中国历史博物馆交给的创作油画历史画《毛主席在大生产运动中》的任务，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1959年春的一天，当他乘坐的飞机下午4点在延安机场降落时，金色的宝塔山倒映在清澈的延河里，黄土、蓝天、红彤彤的脸庞、白羊肚毛巾、老羊皮袄，古元木刻中那浓郁的色彩、质朴的气质，一齐涌进他的眼帘。这不就是自己狂热追求的理想境界嘛!他俯下身，深情地喝下第一口延河水，他的脸热辣辣的，和宝塔山的倒影紧紧地贴在了一起。

靳之林的第一站是延安东二十里堡。清晨，他和羊倌一起消失在黄土层峦之中；白天，跟着农民犁开第一垅黄土；晚上，向老乡了解毛主席在延安垦荒时的情况。他和修延惠渠的一位佳县民工老汉交上了朋友，两次完成了他的肖像画《陕北老农》。这幅作为《毛主席在大生产运动中》创作素材的土油画中质朴的农民形象，在以后辗转岁月里一直跟随着他，多次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成为他的艺术之魂。

随后,靳之林在枣园生活了一个多月。毛主席曾在这里写下《为人民服务》等不朽篇章。村外老柳树下的土台，是当年毛主席劳动间隙同农民拉家常的地方。他在这里确定了毛主席同农民谈话、向农民请教的创作构图和故事情节。在前川的写生，既是独立的风景画，又可作为创作素材。回到北京后，他从生活感受完成的创作构图，又采纳观摩会提出的意见，将环境由川道改为山上,年底完成了这幅画的创作。

1961年春天，他又承接了军事博物馆创作油画历史画《南泥湾》的任务。他首先查阅了当年359旅在南泥湾开荒时的电影记录片、照片及大量文献资料，画出创作草图。这幅画和《毛主席在大生产运动中》一样，他不想孤立地画领袖人物的劳动，也不想孤立地画指战员开荒，他要表现的是当年干部与群众之间的亲密关系，于是确定了以359旅干部战士向农民请教作为主要故事情节。接着，他翻阅了当年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查到359旅进驻南泥湾时，每个连队都请来一位当地的老农做技术指导的报道，从而为他设计的故事情节找到了生活依据。随后，靳之林在军博的李凌云同志陪同下，到当年359旅旅长王震同志家里听取意见。

王震看了创作草图，第一句话就是：“主题明确，生产、战斗、学习，画得很真实，就像当年南泥湾开荒时的情景。这幅画是我看到的表现南泥湾开荒最好的一幅。”然后嘱咐靳之林：“不要着急，现在什么都讲多快好省，画油画就不能讲多快好省嘛! 慢慢画，一定要画好。”

接着王震向靳之林介绍了当年开荒时的情况。他取出一个褪了色的灰布小包,里面是他当年用过的笔记本，记录着战士们写在桦树皮上的诗，还有一些记录开荒生活的文字。字是用钢笔写的，由于雨淋加上老化,蓝色墨水都已洇开并褪色。他还取出当年120师师长贺龙同志在南泥湾开荒时的照片给靳之林看。王震指着草图上指战员休息时与农民拉家常的场景说：“这很真实，当年战士大多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南方战士，不会开荒，所以每个连队都请了一位老农做指导。”后来，王震还专门委派他的秘书陪同靳之林到北京青年剧场观看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反映南泥湾开荒生活的话剧《豹子湾的战斗》。

得到王震同志的热情鼓励和指导，靳之林满怀信心地回到南泥湾。在紧张的两个月的时间里，他完成了全部环境的生活写生。黄土群峦的垦荒场面、劳动间歇播种和两位战士钉镢头的情节，就是这次深入生活时记录下来的。

1961年4月，他刚刚从延安回到北京，就接到学院人事处一纸调令：到吉林艺术学院工作。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碎了他的延安梦，中断了他为之献身的艺术进程。领导说“这是革命工作需要”，他只能服从。

在吉林艺术学院他担任油画教研室主任、美协油画组长。虽然可以带学生到吉林农村各地写生，但他自己则不可能像在中央美院那样随意到延安去了。

由于这次工作的调动，《南泥湾》直到1964年才告完成。

《毛主席在大生产运动中》和《南泥湾》，是靳之林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的一次重要实践，连续3年的延安生活，是靳之林艺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当时正值3年经济困难时期，他要用“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南泥湾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去鼓舞全国人民战胜暂时经济困难。“在群众中，在劳动中”，始终是他这一时期创作的主题。几十年后他回忆说：“那时我已经和那块黄土地融为一体，难解难分了。于是心里萌生出一个强烈的愿望：全家到延安落户，在那块土地上扎根，做延安人！”

长白山下

靳之林调到吉林艺术学院的当年冬天，他带上干粮和雪橇，来到长白山林海,在与世隔绝的林海心脏地带和护林老人相伴。清晨，他们爬上红松摘松塔，白天背起画箱，到距长白山主峰12.5公里的山头写生。这里是当年杨靖宇将军领导的抗日联军的活动中心。护林老人指给他抗联曾经种过的土地，以及小河上抗联搭建的独木桥。两个半月的时间，他完成了《长白远眺》、《长白红日》、《桦林风雪》、《林海深处的独木桥》、《东北抗日联军种过的地》、《玉树琼枝》、《帐篷前的雪景》、《林海小舟》等一批油画写生。回校后，他创作了巨幅油画风景画《长白林海》，同《桦林风雪》写生画一起入选“第四届全国美展”。

1962年冬天，他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天桥岭林场写生。东北农民热情豪放、直率泼辣的性格，犹如粗壮的大红高粱和高大的“苞米楼子”，给他以古朴憨厚的陕北农民的风貌迥然不同的艺术感受。虽然东北的原始森林也曾激发起他的创作热情，但他的心仍留恋于延安。此时的他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历史有时也会捉弄人。在1964年的“社教”运动中，学院组织教师中的“黑五类”（指地、富、反、坏、右）到农村去，名为“劳动锻炼”，实为“劳动改造”。靳之林不了解内情，他只是一心想着到农村去，和农民一起生活，这是他最大的满足。经多次要求，最后组织终于批准了。第一次下田锄地，大家都坐到一边休息，不敢和农民接近，他却挤到农民中间去拉家常。带队的领导不了解他，以为各部门送到劳动队来的都是“黑五类”，晚上便组织了全队的会议，批判他在地头休息时竟敢和农民拉话。领导厉声地说：“你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吗?送到劳动队来的没有一个好东西，都是‘牛鬼蛇神’!”后来他才知道自己太天真了，当时带队领导是组织上派来了解“阶级斗争新动向”、执行劳动专政的公安干部。就这样，靳之林被糊里糊涂地“专政”了一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靳之林作为“刘少奇反革命文艺黑线的基础”，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院党委领导一起被揪了出来。后来，因联系到延安落户，他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几乎每天被揪斗、毒打,闹得妻离子散。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靳之林中断了他的艺术创作，直到离开干校的前一年，才有机会在假日和劳动间隙拿起画笔，记录下当时的生活片断。

靳之林后来回忆起在吉林的日子时说：“迷人的长白林海、桦林飞雪，虽然激发我纵情地描绘祖国大好河山的雄浑壮丽之美，但我更深切地怀念着作为中华民族摇篮和革命圣地的黄士高原的质朴之美。我日夜思念着陕北，只有通过《延安报》来关爱和了解延安的一切。据说我是全省唯一的私人订户。这种感情上的折磨，使我痛苦至极，每当银幕上出现延安宝塔和陕北信天游民歌的旋律时，我的热泪就扑簌簌地落了下来。”

延安情结

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因热衷于“武斗”，无暇顾及“反动学术权威”时，他便自我解放，冒着枪林弹雨夜过铜川，回到了久别的陕北。到了延安，他首先想到的是作家柳青，他要像柳青那样生活在农民中间。他虔诚地跑到长安皇甫村柳青的家，想了解柳青走过的创作道路，遗憾的是当时柳青已被抄家,被造反派带到了西安。

他决意到延安安家落户，地点就选在了延安西北7公里的枣园。他一面同农民上山收秋，一面搞调查。他想知道，不要工资，靠劳动挣工分，到底能不能养活自己。两个月下来，答案是肯定的。他提出到枣园落户的请求。枣园农民说:“我们这里人多地少，要是别人来，我们一户也不要，靳老师你来，我们欢迎。”村里还召开了群众大会，欢迎这位新社员。当时正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他只得通过延安军分区、陕西省军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办好落户手续。然而，接踵而来的“清队”，又将他抛向一个更深的深渊。

靳之林到延安落户的行动影响了几位与他志同道合的画家，他们相约一起到枣园落集体户。“造反派”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诬陷其为“重大反革命事件”，把靳之林从青岛哥哥家里抓出来，抄了家，并私设刑堂审讯。他们的依据是：1957年靳之林曾受到“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接见。这次他到延安落户，不是走和农民相结合的道路，而是到枣园隐蔽下来，建立反革命根据地，用毛主席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战术，为刘少奇翻案，最后夺取政权。造反派逼他交出“反革命计划”，并在吉林体育馆召开3000人参加的大会批斗他。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靳之林没有低头。最后造反派实在找不到什么依据,只得将他释放，结论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1969年，他夹着仅剩的一条缀着补丁的棉被来到吉林省青沟“五七干校”。3年后，大家纷纷调回城里。省文教办发调令要他返校任教，他不肯，因为那将意味着再也没有机会去延安落户了。他忍受着政治上的屈辱，围着熊熊篝火，和着战友自制的“锯琴”，击缶伴奏，慷慨悲歌:“俯吮延河水，脸贴宝塔山，十年不眠夜，热泪想延安。”在干校又坚持了一年。期间，他背着省文教办多方联系，闯过重重难关，终于在1973年只身调到延安。他把母亲的遗骨埋葬在清凉山上，并告诉爱人和孩子，“身葬清凉望宝塔，誓将余生荐延安”，他死了以后也要埋在这里。

陕北剪纸

1973年8月，几经周折的靳之林调到延安地区文化馆工作。

他放下行李，便背起画箱和速写本，沿着毛主席当年转战陕北的路线，徒步400公里，深入偏僻的拐峁山村访问写生。路过沙家店时，他看到在沙家店战役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全国著名老英雄折多富，长期重病卧床却无钱医治。一天晚上，他住在佳县一个小山村支部书记家里，昏暗的油灯下是一筐高粱糠窝窝，主人却给他端上来一碗富强粉挂面，里面还卧了两个鸡蛋。这是书记儿媳妇要坐月子，托人辗转从西安捎来的。已经解放这么多年了，农民怎么还这么困难？男儿有泪不轻弹,这一晚，靳之林掉下了眼泪。一路上，他问当地的农民：“是毛主席在的时候生活好，还是现在生活好?”他听到的却都是：“毛主席在的时候生活好，那时耕三余一，耕二余一，家家有余粮。”靳之林陷入深沉的思考:我能为延安做些什么呢？我的作品可以拿到西安、北京去展览，但陕北的农民却看不到。

1974年，地区文化馆搞了一次专业作者美展，参与作者和作品寥寥无几，这是他始料不及的。靳之林在山大沟深、最偏僻的吴旗县调查时发现，陕北农村虽落后，但喜欢画画的倒不少。他想，如果在基层有一个像户县那样为农民服务的群众美术队伍就好了。于是他下决心将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把自己的主要精力从创作转向组织辅导基层美术队伍上来。他把这个想法和馆长李梓盛说了，得到了他的支持。

靳之林首先到户县文化馆丁济堂那里请教，接着跑遍了全区13个县市的农村，建起黑板报、壁画、剪纸、农民画等美术小组。那两年，他大多数时间是在最艰苦的吴旗县。天不亮就和农民踏着薄冰挖白土，白天下地劳动，晚上收工回来端着脸盆到各家收锅烟，提着灯一起办黑板报，画壁画。一天夜里，洛河水猛涨，威胁着崖窑台村农民辛苦一年筑起的大坝。在紧急时刻，有两位农民拿起铁锹冒着倾盆大雨上堤护坝，然而却有人跑到河边去“捞河财”，有的在热炕头上睡懒觉。靳之林和美术小组知道了，连夜赶出一期黑板报连环漫画，并配了一首诗：“倾盆大雨普天降，有人雨中上坝梁，有人雨中捞财忙，有人自留地里跑趟趟，人人为啥不一样，请让大家想一想。”第二天出工时，大家在黑板报前议论开了,护坝的农民受到称赞。就在第二个洪峰到来时，没有人号召，社员全部出动护坝，堵住了决口，保住了大坝。事后支部书记赵海清说：“如果没有这期黑板报，大坝肯定保不住了。”村里把美术组的事迹报到县里，美术组长乔正东以特大功勋出席了全县劳模大会。

1975年，他们举办第二届全区美展,特意将深受农民欢迎的黑板画刊和农民画突出出来，搞得热火朝天。地委书记看了很受感动，把各市县文化局长、文化馆长叫到吴旗县，召开了群众美术工作如何为农村建设服务的现场会。

在陕北，历史最悠久，最有群众基础的要算剪纸和刺绣了，农村妇女大多会剪窗花。它作为中国原生态文化的直接延续，经过劳动妇女代代相传，遗留下大量古老民俗甚至远古的图腾。特别是老年妇女的剪纸，简直可以说是活文物。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被当作“四旧”被“破”掉了，农村妇女被迫放下手中的剪刀，剪纸艺术处于万马齐喑的局面。

从1978年开始，靳之林为了抢救面临断裂的民间艺术，弘扬民族文化，首先培训了延安地区各市、县文化馆的美术干部和农民美术骨干。这年冬天，他依靠这支骨干队伍，从剪纸和刺绣入手，开展了遍及全区13个市、县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普查挖掘工作。他亲自带领普查队伍到安塞和洛川，进行县不漏乡、乡不漏村、村不漏人的拉网式普查。结果，仅安塞县就有会剪纸的妇女2万多人,剪纸能手5000多人，称作“农民艺术家”的“种子选手”40余人。

他把各市县的“种子选手”集中起来办学习班，鼓励他们拿起剪刀，将几千年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传承下来，创作发表作品。在安塞，白凤兰老大娘剪出的喻生命之门的《双鱼》、《双蛙》、《双猪》、《双鸟》令他惊奇。这不正是古代生殖崇拜、生命崇拜的再现吗？在黄陵，丁巧老大娘的《扣碗》剪纸更使他振奋。它上为垂阳男娥，周饰象征男阳万字不断头，即富贵不断头图案。下为双乳女娥，周饰象征女阴的图案。这一剪纸组合不正体现了天地相合，男女构精，化生万物的繁衍意识吗？在随后的普查挖掘中他发现，这种体现混沌化分阴阳，阴阳相合化生万物，万物生生不息本原哲学的宇宙观，以及基于这种宇宙观产生的生命意识、繁衍意识，在老大娘的剪纸题材中比比皆是。于是他不厌其烦地向她们求教、提问，如饥似渴地向她们学习，向她们的艺术学习。后来他这样谈到自己当时的兴奋心情：“陕北老大娘剪出的不只是一幅幅剪纸，而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有着千斤重的分量。”“我特别喜欢农村老大娘的剪纸，它不仅积淀着让你一辈子也研究不完的内涵，而且它那随心所欲的大写意的外轮廓，古拙、明朗而淳朴的艺术气质，是你一辈子也难以学到的。”

在将近10年的时间，他每年春节都是在乡下度过的，看妇女们剪窗花、贴窗花，收藏她们贴剩下的剪纸。最后竟搜集到1万多张，并作了系统整理研究。

于是，1980年，靳之林组织延安地区各市、县“农民艺术家”创作的剪纸，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粉碎“四人帮”后第一个民间艺术大展“延安地区民间剪纸展览”，它和之后连续举办的“延安地区安塞、洛川、君宜农民画展览”、“民族美术之乡展览”一起,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民间美术运动高潮的到来。

于是，1981年，靳之林和延安民间剪纸艺术家李秀芳赴法国7个城市访问，成为中国民俗艺术走向世界的第一枝“报春花”。

于是，1985年靳之林带领陕北、陇东6位老大娘登上中央美院的讲坛,进行民间美术和中国民间艺术造型体系的教学，促成了中央美院民间美术系的成立。这是中国美术教育里程碑性质的改革。

于是，他用这把金钥匙，打开了通向民族与人类文化宝藏的大门……

延安石窟和秦始皇直道

发现和考察延安石窟,揭开秦始皇直道方位走向之谜，是靳之林延安落户13年取得的两项重要成果。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在延长县石佛村普查时，发现一座唐代石窟。这里的观音菩萨，完全不是敦煌那种肌肤滑腻，姿态阿娜,“菩萨如宫娥”的形象，而是身着布衣，手提瓦罐到山上送水，远望群峦的陕北农村妇女的形象和气质。靳之林眼睛为之一亮。随后，他在陕北各县古代交通要道附近，发现了一批具有浓厚民族特点、地方特色和生活气息的民间石窟造像。雕刻这些造像的民间艺术家，大部分都在石窟造像《题记》和《碑铭》中留下了自己的姓名，这在中国古代的石窟遗迹中是不多见的。靳之林兴奋异常，这些古拙纯真、质朴厚重、没有半点造作的民间石雕，和那些大刀阔斧、高度夸张、不事细节修饰的民间剪纸是如此的吻合。他们都有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和气势，这不正是汉画像石的艺术风格吗!

调到地区文管会工作后，他认真研读了陕北的地方志，接触了大量的地上地下文物遗存。在近10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发现和考察了延安和榆林全地区从北魏、西魏、唐、北宋,直至元、明、清的石窟造像408窟，近10万雕刻。这些石窟处在中原与北方少数民族交融地带，由多民族民间工匠开凿，在全国的石窟中是仅有的地域性石窟，其文化研究价值极大。在野外考察中，他跋山涉水，不畏艰辛，每到一窟都要画图、照相、作文字记录，积累了大量详实的第一手资料。后来很多石窟被盗窃或破坏，这些资料则更显弥足珍贵。1980年，他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陕北石窟图片展览”。1991年，又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了《陕北石窟》辞条。他的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靳之林对秦始皇直道的考察，与陕北石窟的考察是同时、交叉进行的。据史料记载，秦始皇直道南起云阳林光宫(今陕西淳化县梁武帝村)，北达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西)，修筑于秦始皇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公元前212年—210年)。这条古代“国防高速公路”曾是都城咸阳连接北部3道长城防线的生命线。司马迁曾在《史记》中记载了它的起止点，但没有说明它是如何延伸的。因此，秦始皇直道的方位走向始终是个谜。

早在1978年，靳之林在下乡考察时就陆续发现几处直道遗迹。在以后的几年里，他徒步400公里，断断续续考察了由淳化到安塞这一段，并萌生了全程考察秦始皇直道的强烈愿望。

对直道大规模集中考察已经是1984年的事了。这年春节刚过，他便带着一位学生上路了。为了佐证先前考察的古道就是秦直道，他先考察了与直道平行、从淳化通向甘肃境内的一条古道。由于途经的子午岭一段环境恶劣，他的一位学生不放心，嘱他每到一地都要写信，以便在遇到不测时确定他们的方位。经过子午岭时，梢林蔽日，渺无人烟，经常走着走着就找不到路了。他们每次带5天的干粮，手持尖镐，随时准备与豹子、毒蛇搏斗。后来他回忆说：“这是处于绝路的自杀式的考察，原本就没想能活着回来”。这次考察接近尾声时，靳之林心脏病发作，被拉运木材的工人送到延安抢救。5月初病愈后，他带领另一位学生历尽千辛万苦,再次步行400公里，考察完了从安塞到包头西这一段直道。自从两千多年前司马迁随汉武帝全程走完直道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记载，靳之林是两千年来全程考察秦始皇直道第一人。

根据史书记载、现场勘察测量，以及古道两侧秦汉时期的历史文化遗存，靳之林确认：从淳化，经旬邑、黄陵、富县、甘泉、志丹、安塞，一直向北延伸到内蒙古包头西的这条古道即为秦始皇直道，全长700公里，宽13.5米。1984年8月，新华社和《光明日报》等全国新闻媒体对他的考察成果做了报道，并配发了他画的秦始皇直道路线图。全国各大博物馆和大中学教材均据此图做了图解。北京大学、辽宁大学考古与历史系分别请他做专题学术报告。靳之林自豪地说：“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灿烂的火花”。

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艺术无国界，中国的民间艺术是属于全人类的。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挖掘抢救和传承发展原生态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同时，靳之林不断将中国民间艺术和民间艺术家推介到国外，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

1980年5月，法中友协艺术委员会布瓦西埃先生在中国美术馆观看了“延安地区农民剪纸展览”，主动邀请靳之林到法国巡回展出。这年秋天，靳之林陪同法国10名学者在延安实地考察。次年5月，“延安地区民间剪纸展览”、“延安地区农民画展览”在法国巴黎展出。靳之林带领延安民间剪纸能手李秀芳，在巴黎、图鲁斯、卡尔卡松、雷恩、圣马洛、昂古列和奥尔良等7个城市进行了一个多月访问。每到一地，靳之林做学术报告，李秀芳做剪纸表演，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掀起了一股不小的中国剪纸收藏热。图鲁斯市市长观看剪纸表演后惊讶地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相信这是手工剪出来的。剪刀上简直像安了电脑。”

1984年,法中友协艺术委员会主席吉莱姆和研究中国戏剧的法国学者班巴诺先生邀请陕西皮影到法国演出。当时，陕西只洛川有个残缺不全的皮影团。靳之林从大荔和华阴县请了两位老艺人充实进来，亲自为洛川皮影团选定剧目、组织排练，亲自带队到法国各地巡回演出，同样引起了轰动。巴黎各大报纸在头版发布消息，以整版篇幅刊登报道和评论。

曾延续千年，现已断裂的中国民间焰火“药发傀儡”，俗称架子花，是随着宋代火药的广泛使用而盛极一时的民间艺术。为了寻找和延续它，靳之林在全国范围进行了考察，最后在陕西蒲城甜水井村发现了濒临失传的“药发傀儡”。于是他组织老艺人带徒传艺，进行抢救发掘。1986年，应法国社会科学院邀请赴巴黎演出。开幕式那天晚上，7000多名华侨和法国民众热情地观看了表演。法国总统密特朗亲切接见了代表团，并赠送中国书法条幅：“焰火放异彩，五洲灿光华——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敬赠”。这是只有每年7月14日法国国庆时才会出现的壮观场面。

傩戏是从古老的傩舞发展而来的一种新的戏剧形式，被班巴诺先生称作“中国戏剧之源”。20世纪90年代初，靳之林多次和班巴诺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考察濒临失传的傩戏和辰河高腔《目连救母》。1992年，由他带队到法国的巴黎、波尔多，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演出。热情的欧洲观众盛赞：“这是与莎士比亚不同的另一个我们不太了解的艺术体系。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1994年4月，靳之林在法国巴黎举办了“中国民间艺术展”，展出他个人收藏的艺术品3000多件。原计划展出两个月，由于观众太多，安排到8月底。后经观众要求，多方协商，又延长到10月份，最后不得不展到1995年春节。闭幕式那天，观众热情不减，仍有1万多人前来参观。

2003年，靳之林邀请班巴诺到滦南县胡各庄考察了以武戏见长的滦南皮影。经班巴诺推荐，靳之林率团到葡萄牙里斯本演出，获得极大成功。这是中国皮影第一次登陆葡萄牙。

……

这不是一本冗长的“流水账”，它是靳之林艰苦跋涉留下的足迹。当这位非正式的、又是很有影响的文化使者一次次出现在西方人当中，掀起一股股不小的“中国文化热”时，我们可以说：他荣获法国功勋与敬业最高委员会颁发的“金质十字勋章”，是当之无愧的。

中国化、民族化

靳之林从少年时代步入画坛,到现在已有半个多世纪，可以说功成名就。他的油画历史画《南泥湾》、《毛主席在大生产运动中》、《罗盛教》,油画肖像画《公社书记》，油画风景画《打机井》、《太行山村的早晨》、《小白桦林》、《春耕》、《延河解冻》、《宜君大雪塬》、《杨家岭之春》等分别入选“20世纪中国美术大展”、“20世纪中国油画展”、“中国油画肖像画艺术百年展”、“中国美术50年展”等大展，有的被国家博物馆和美术馆收藏。

2004年5月13日至29日，他在法国巴黎举办了油画展，观者如潮。《欧洲时报》盛赞他开辟了“具有中国艺术精神和风格的现代中国油画艺术道路,在当代中国画坛独树一帜”。

靳之林是从中国画进入油画的，走的是一条探求油画中国化、民族化的道路。出身书香门第和家中丰富的藏画，使他从小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到北京以后，在吴镜汀、李智超老师指导下，他上窥唐、宋、明、清各大家，潜心临摹，融会吸收，并聆听齐白石等国画大师的教诲，获得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学养。

在北平艺专，他师从徐悲鸿、吴作人等大师学习油画，接受的是弗拉芒克的北欧油画技法和法国印象派的理论，开始研究外光，将色彩的准确把握转变为传达感受的重要手段。20世纪50年代，从大幅油画风景写生画《太行山村的早晨》到大幅油画历史画《南泥湾》，逐渐从研究色彩关系升华到对生活的感受，即自身情感的抒发。60年代，不论是在长白林海、松辽平原，还是在陕北黄土高原，他的油画写生开始凸显中国写意画的传统，自身情感的抒发更加自由、奔放。70至80年代落户黄土高原时的油画写生，用笔的写意性达到了一种高度的自由和抽象性。《宜君大雪塬》、《凤凰山麓》、《延河解冻》、《延安最后一场雪》等，已经由再现对象升华为表现对象，超脱了该情该景的真实感。形很不具体，但大感觉具体，形成了自身的一种抽象美。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将中国本原哲学宇宙观带入绘画之中，使他的创作进入到一个无比宏大的空间，达到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近年来，他在展览中用了“油画山水花鸟画写生”，而没有用“油画风景与静物画”的提法。这是因为他认为，“这样更符合中国人的中国本原哲学观。花鸟竹石即我，是具有独立人格的、活的、生生不息的自我”。他很少在画室画画，大自然、黄土地就是他的画室。直接面对大自然，在与大自然的情感交融中，陶醉于与天地相通，与万物合一的至高境界，去感受最大的精神满足和最高的艺术享受。此时，他的油画的意义已不在技术层面上了。“画笔之意不在画，在于山水之间，在于寄情、示气”。

为了更完整地表达中国的美学意境，他突破传统油画的方形或长方形的定式，借鉴采用了中国画条幅和长卷的形式。一次画荷塘写生，他将两幅尺寸相同的方型画布捆在一起，其中一幅用于写生，另一幅作为保护画面之用。画完荷叶，感到不画水和荷梗总觉意犹未尽，于是将另一幅画布放在下面接起来画，无意中成了条幅，他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去。从此，他画风竹、玉兰、迎春、藤萝、牡丹等写生画时，就有意做成条幅画框。而在《黄河九曲十八弯》等山水写生画中，又横过来，以长卷章法去完成整幅画的意境，使人一看便是：中国的、民族的。

永不停步

1986年，靳之林被调回中央美术学院，参与民间美术系的建设，并担任民间美术研究室主任。之后，很快进入到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乃至全国范围的田野考察，并于1989年出版了《中华民族的保护神与繁衍之神抓髻娃娃》、《生命之树》，1992年出版了《绵绵瓜瓞》等专著。从而创立了以民间文化、考古文化与古史文献三者结合、相互印证的方法，探索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和中国本原哲学发生发展的研究体系——“中国本原文化学”这一当代新的边缘学科。

20世纪90年代，靳之林田野考察的范围从中国扩大到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以及欧美一些国家，从而进入世界范围人类本原文化与文化密码的研究。在10年的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及几十个国家，积累了几百万字的笔记和几万张照片资料。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至少领先世界10年。当时，同行艺术家用几十万元买别墅和画室，他却将卖画所得的50万元全部用于全国和世界的田野考察。特别是世界田野考察，全部自费。但他的研究成果，却无保留地教给了他的研究生。

如今，靳之林担任了中央美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艺术（美术）专业人员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美术）学科审查委员、中国民间剪纸研究会会长、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他虽已退休，但精力充沛，考察、写作仍然很忙。访谈间，他向笔者谈及几件“要做而没有做完的事”：一是写完本原哲学丛书的最后两部：《人类文化基因密码的破译》、《人类图腾文化带》；二是尽快定稿出版约40万字的考古学著作《陕北石窟》；三是完成集考古学、历史学、民俗学及历史文献的综合著作《秦始皇直道》；四是回到中国画上来，同时把油画推向由表达生活感受，进入到情感激发的、狂放的、相对独立的语言符号，达到最高境界的万物与我合一。最后的追求则是“我随万物而去的灵魂净化和艺术的空灵状态”，归宿是80岁或85岁时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一次回顾展，出一本画集。

靳之林告诉笔者，近几年他阅读了大量天文学与自然科学文献，关注追踪这方面最新成果，从而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人类人文符号与天文符号的同一性。他认为，“这一课题可能需要一个或几个世纪才能完成。我的作用，仅仅是推动这一进程，尽我的微薄之力”。

靳之林说：“我今年76岁了，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我要以一当十，把没有做完的事最后收尾，达到百尺竿头”。回顾老人走过的旅程，虽然崎岖坎坷，但凭他的胆识和气魄，一次次登上了艺术的巅峰。我们相信，以他的执著和坚韧，必将更进一步，达到一生辉煌的顶点。

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