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版本学理论

　　我国古代的图书，主要是以写本和印本两种形式流传后世的。由于写刻的时代不一，地区有异，写刻者不同，以及抄写方式和刻写方式的差别等原因，古代图书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版本。

　　2.1.1　版本释名

　　版，《说文解字》说：“判也，从片，反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校正说：“片也，旧作判也，浅人所改，今正。”朱骏声《说文解字通训定声》说：“判木为片，名之为版。”这说是说，剖成片状的木头称为“版”。因版多系木质，遂派生出“板”字，并与“版”字互为通假。所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凡施于宫室器用者，皆曰版。今字作板。”可见“版”、“板”二字为古今字。
　　版作为书写材料，早在先秦时已经应用。《仪礼?聘礼》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名”即字；“方”，郑玄注说：“版也”，是一尺见方的版。行文超过百字，一块板写不下，就写在若干根竹简上，编成简策。古人写信时一般用一块板，所以书信又叫“尺牍”。《说文解字》释“牍”：“书版也”。秦汉时，奏议也多用版，王充《论衡?量知篇》说：“断木为椠，析之为版，力加刮削，乃成奏牍。”除了木质之物外，版还可用金质、玉质、石质。如《逸周书?大聚》“铭之金版”，《黄帝内经?素问》“著之玉版”等等，都是指将文字铭刻或书写于版状的金石材料上。可见版是古代书写载体的物质形态的称谓。
　　书称“本”，最早见于西汉刘向《别录》：
　　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曰雠。（《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引，又见《太平御览》卷618引）
　　所谓“持本”，即持书本之意。但此处所言之“本”，历来解释不同，或说是指简策的版本（余嘉锡《目录学发微》），或说是指缣帛的书籍（叶德辉《书林清话》），二者都不甚准确。
　　就内容与形式合而观之，“书”之所以称本，既有原本、定本之意，也有以本计量之意。南北朝时，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卷6《书证》中，就提到河北本、河南本、江南旧本、江南古本、江南书本、俗本等名目，说明写本已有各种不同版本。
　　“版”、“本”二字合为一词，当始于北宋，最初专指雕版印刷的印本书籍，以别于写本。如《宋史》卷431《邢昺传》说：
　　[真宗景德二年（1005）]上幸国子监阅库书，问昺经版几何？昺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臣少从师业儒时，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盖力不能传写。今版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
此处“版本”与“传写”之本相对而言，当为印本书的专称。可见，版本一词的本义是用雕刻好文字的木版印制而成的图书本子，与写本、拓本等相区别。
　　至雕版印刷通行后，一般称印本书为“版”，写本书为“本”，叶德辉《书林清话》卷1说：“雕版谓之版，藏本谓之本。藏本者，官私所藏未雕之善本也。”近人吴则虞《版本通论》也说：“雕版行，锓椠之木称‘版’，抚印之文称‘本’。”（《四川图书馆学报》1978年12期）而版本也就成为印本书与写本书的合称了。
　　后来著录书目者在著录印本的同时，也著录印本以外的各种形式的图书，于是版本的范围就逐渐扩大，包括了雕版印刷通行前的简策、帛与纸的写本和雕版印刷通行后的刻本，以及拓本、石印本、影印本、活字版等形式的一切书籍。因此，现在我们所说的版本，意为一书经过传写或印刷而形成的各种实物形态。
　　2.1.2　古籍版本学的内容

　　由于古籍有许多不同的本子，就会出现彼此间在文字、印刷、装帧等方面的差异，也就有了各种版本之间的源流关系等复杂现象。为了研究和鉴别这些差别，并从许多复杂现象中寻求共同规律，于是渐渐形成所谓“版本之学”。
　　古籍版本学的研究对象是古籍的各种形式的版本，即各种古代图书的各种实物形态，而以写本和刻本为主要研究对象。要而言之，古籍版本学的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古籍版本学理论。古籍版本学理论是对古籍版本学这一学科的宏观把握。它要求系统而深入地探讨古籍版本学的一些基本课题，如古籍版本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和任务，以及古籍版本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等等，总结古籍版本学的基本原理。
　　2．古籍版本学史。古籍版本学史实际上是中国历代的版本研究史。中国历代的版本学家们运用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各种版本和一些版本现象，考察这些观点和方法的发展源流，对于继承和发扬古代版本学家留下的丰富遗产，建立和完善古籍版本学的学科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3．古籍版本现象。古籍版本现象就是有关古代图书版本的各种客观存在。诸如一书有各种不同版本的现实，一书各本在形式、内容方面的特征和差异，图书版本的发生发展历史，版本的制作、流传、著录情况，版本的各种类型，版本的真伪、优劣、价值大小等，都属于版本现象。对古代图书的各种版本现象的研究，是版本学的重要内容。
　　4．古籍版本鉴别方法。古籍版本鉴别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版本的鉴定，即对某一具体版本的出版时间、出版地点、出版者、制作方式和流传情况等进行考察，予以确定，以辨其真伪，明其价值；二是版本源流的考证，即对一书各种版本的发生、发展过程和相互之间的渊源递嬗关系进行考证，以便正确评判每一个具体版本在该书各种版本中的地位和优劣高下，以达到全面评价版本的目的。
本书将重点介绍古籍版本类型、古籍版本鉴定以及古籍的版本对勘和版本源流的相关理论和方法。

　　2.1.3　古籍版本学的功用

　　古籍版本学是一门以古籍版本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目的和任务是探究版本现象的特点和规律，总结版本鉴别的经验方法，以准确地揭示和正确地评价古籍版本，满足人们有关古籍版本的各种需求。
　　今天我们学习古籍版本学，主要则有以下三方面的功用：
　　
　　（1）读书学习必须慎择版本

　　古籍版本学知识是阅读古书的基础知识之一。清代末年，张之洞曾编撰一部著名的推荐书目《书目答问》，此书《略例》开门见山地说：
　　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遍举既嫌挂漏，志趣学业亦各不同，因录此以告初学。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
　　可见读书不仅要解决读什么书的问题，还要解决应读某部书的某种版本为好的问题。因为一种图书往往不止一种版本，不同版本的质量必有优劣高下的差异，如不加鉴别、选择，难免以误为善，或以讹传讹。例如，在各种刻本的《资治通鉴》中，以清代胡克家据元本的翻刻本最为流行。但有人将之与宋本对照校订，发现该本正文的脱字、错字、前后颠倒字竟在万数以上。其中仅脱字一项即达5200多个！
　　（2）学术研究必须讲求版本
　　进行学术研究，要参考和依据各种图书文献，而任何一种图书文献，如果不知道它产生的时地，不了解它出版制作的情况，不明白它的源流、演变、真伪、优劣，那么它就不能用来作为参考依据，否则研究结果或结论就不能令人信服，甚至可能造成错误。
　　相对于读书学习而言，学术研究时对版本的选择和鉴定就更为重要了。学术研究不仅要慎择版本，还要了解一书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鉴别各本的高下，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建立在准确可靠的基础上。所以清末叶德辉《书林余话》卷下说：“版本之学，为考据之先河，一字千金，于经史尤关重要。”
　　例如，清初著名藏书家钱曾《读书敏求记》对《方言》一书的提要说：
　　旧藏宋刻本《方言》，牧斋为予题跋，纸墨绝佳，后归之季沧苇。此则正德己巳从宋本手影旧抄也。二卷中“吴有馆娃之宫，秦有[木+桼]娥之台”，俗本脱去“秦有”二字，冯巳苍笑曰：“并[木+桼]而吴之矣。”
　　但清代竟真有人据俗本，将[木+桼]收入其所撰《吴乘古迹补》的著作中。此误若非经黄丕烈指出驳正，历史上陕西的[木+桼]娥台也许真要被搬到江苏了。而今版《康熙字典》“[木+桼]”字下的释文也沿袭了这一错误。
　　又如清代汉学大师惠栋撰《后汉书补注》，在《光武帝纪》中纠正李贤注的一处“错误”，因为没有注意版本问题，反而因错改而致误。清末学者沈涛（1792－1816）《铜熨斗斋随笔》卷4“乌桓大人”条曾记其事，说：
　　《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二十五年乌桓大人来朝。”注：“乌桓谓渠帅也。”惠征君《补注》曰：“谓字衍。”涛案：汲古阁本注作：“大人谓渠帅也。”则谓字非衍，注中“乌桓”字误耳。
　　如果惠栋多求善本，细加校勘，就不致造成错误了。

　　（3）古籍整理必须审定版本

　　古籍整理指的是对古籍的审定、编次、校勘、标点、注释、翻译、出版等一系列工作过程。这种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审定版本，即寻求所整理的古籍的各种不同版本，然后对这些不同版本进行比较鉴别，选出最好或最易得的版本作为较勘整理的工作底本，再参校其他各种版本进行校勘。这种选择和评判校勘底本的工作恰恰属于版本学的范围，而古籍整理的其他各项步骤都必须以此为前提，建立在版本工作的基础上。
　　戴南海《版本学概论》说：攻治版本学的阶梯，“当先览《书林清话》以了解其梗概，再目验《中国版刻图录》、《四部丛刊》、《古逸丛书》等书影，以见其版式字体，然后阅《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和《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以窥某一书刊刻的源流，再借觅古椠以印证诸家题识，以达兼览之博，于是刊藏源流，则了然于胸了。昔人目此为‘纵通’”（第一章第五节《研究版本学的方法》）。这一经验之谈，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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