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文字创造于公元916-1125年期间，分别为大字和小字两种。大字创制于辽太祖神册五年(公元920年)，小字创制年度稍后。由于辽金之间长期的民族战争，金章宗时期还“诏罢契丹文”，使得契丹文字在当时就已失传。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契丹文字著录的文史资料大多都已经湮灭，仅见罕有的辽契丹文碑和墓志及典籍中的只言片字。大多数文字今天已无法识读。从创制到废止，契丹文前后共行用了近300年，最终成为死文字。1934年5月号《艺林》第4页上，曾刊登过一枚直径61毫米的契丹字钱图拓。《辽代货币论文选集》中收录的贾敬颜先生的文章《契丹字钱币考》(《内蒙古金融》1985年总第51期)介绍此钱拓“原物曾为周肇祥(又名退翁，字养庵，号无畏居士，古董收藏家)收藏。此钱合金质，红锈鲜明，出售者称为‘天赞五万’，周肇祥以30银元购得。”目前此钱已被首都博物馆所收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过杨鲁安、卫月望、贾敬颜、刘凤翥等人的考据，这枚大钱上的文字初步判定为辽代契丹文大字，可以解读为“天朝万顺”或“天朝万岁”。然中央民族大学语言学博士、著名女真文、契丹文和满文的研究专家爱新觉罗乌拉熙春教授，以大量契丹文字资料为比证基础、根据契丹语言文字本身反映出来的语法特点及制字原则，重新考察契丹大字和女真大字之间存在的字源关系，从而得出迥异于诸假说的结论：“天神千万”。对此钱的铸制年代各方看法也不尽相同，有辽初期和辽中期两说。大多数意见将其定为赏赐钱，属于辽代皇帝为某种喜庆的活动，颁赏给臣僚的赏赐品，而非流通的行用钱。因为年代久远，留存的实物极为稀少。

　　1977年辽代故上京城出土一枚契丹大字银币，直径39毫米，背阴刻多个契丹小字至今未识(陈乃雄先生鉴定其“不属于上原铸，是后人签刻”)。现存内蒙巴林左旗辽故上京博物馆，定为一级文物，为镇馆之宝。据刘凤翥《契丹大字银钱和辽钱上限问题》文介绍：“传世契丹大字银钱仅此一枚，与银钱钱文相同的铜钱在解放前也有出土，但是原物均已下落不明，仅有拓片传世。据所知，铜钱共有三枚：一枚为金启综先生所存与银钱相同的铜钱拓片；二为贾敬颜先生所存直径60毫米契丹大字铜钱拓片；三为贾敬颜先生所存另一枚契丹大字铜拓片，钱径与银钱相同，但文字处理排列顺序与银钱有区别。”

　　综上所述，契丹大钱币除一枚银币之外，铜钱的存世尚无明确的记载，从刘凤翥文章中铜钱拓片资料记载和这几年新出现实物见证，“天朝万顺”的材质为金、银、铜三种；版别五种，且有宽窄之分；钱文也有几种排列法；铸行性质可为赏赐、厌胜之别。

　　笔者收藏的这枚“天朝万顺”契丹大字宽缘铜钱，早年在辽西工作时偶然所得，至今已有十五年有余。此大钱径6.4厘米，厚3.5毫米，重63.5克。材质为青铜，铜色泛白(疑有银之成份)，特征为熟坑传世品，缘宽廓挺，包浆熟旧，手感温润，红锈透骨，背廓周整，宽缘、穿好、厚肉，略为憾之唯“顺”字中部有一外廓至内廓处裂缝，也实为憾美。钱文遒劲古朴，笔力坚挺，颇具魏碑遗韵。此大钱形制与1977年辽上京遗址出土的那枚契丹文“天朝万顺”银质大钱为同一版式，除材质和尺寸有别、然无他样。此枚宽缘铜质大钱为目前仅见，虽然品相不算完美，但实为珍罕之物，能够收集到，也算是非常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