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技能，必有授受，这是教育活动得以开展的基本元素。从三国至唐宋，苏州书家虽然影响很大，但反映他们接受书法教育的初级状态和过程的资料却很匮乏。明清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经济与文化的重心由中原地区转移至以苏州为核心的江南地区，相关的研究资料在质量上获得了充分的保障，也为我们探讨苏州的书法教育史提供了许多素材。

19世纪60年代以后，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苏州较以往有所衰落，经济文化的重心逐渐向上海转移。然而衰落并非衰绝，在许多地方，苏州人至今还保留着明清以来的风俗习惯，尤其在文化方面，绵绵若存，不绝如缕。苏州人在文化上的优越感并未丧失，这种感觉也体现在书法上。清末白话小说《孽海花》第二回中,就有一段描述清末苏州城内一帮老少士绅,在市中心玄妙观的一家叫雅聚园的茶楼中聊天的情形：有个叫陆菶如的即将前往上海,在众人面前历数近来上海之繁华。一旁有个叫珏斋的插口道：“上海虽繁华世界，究竟五方杂处，所住的无非江湖名士，即如写字的莫友芝，画画的汤壎伯，非不洛阳纸贵，名震一时，总嫌带着江湖气。比我们苏州府里姚凤生的楷书，杨咏春的篆字，任阜长的画，就有雅俗之分了。”这种优越感在当今的苏州人的意识中还时隐时现。现在常说的一句话——“教育当从娃娃抓起”，这句话在苏州的书法教育实践中也得到很好的体现。自改革开放以后，苏州的城市面貌和人们的精神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未变的是对书法的情结。许多苏州人的家里都张挂有名家的书作，并以结识书法家为荣，孩子们也多受此熏陶。于是，各种形式的书法教育场所，在城厢内外遍地开花。说到书法教育，以及苏州人对之重视的传统，颇值得一提。

至少在东汉时期，学习书法的场所与学习经书的场所是分开的，专学书法的场所称作“书馆”或“书舍”，教授书法的人则称“书师”。清代苏州大大小小的书馆遍及城厢，自然也拥有着相当数量的书师。史学家常说：“一个人能够反映一个时代”，如果以这一观点来审视近代苏州的书法教育，最具代表性的书师，应属活跃于清代同治、光绪年间的书家姚孟起。他不仅工书，而且擅画，兼工篆刻，文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是一位在文艺上的通才。前引《孽海花》中所说的“我们苏州府里姚凤生”就是他。

姚孟起在书法方面，本身就有着绝好的天资，并且诸体皆能，显示了深厚的功力，这固然是吸引人的原因。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那个时代所造就。有人曾说“有清时代，一科举时代也”，“末季事变纷歧，何一不因科举直接间接而起？”细细想来，此话不无道理。科举制度自隋代创立，至清代达到了顶峰。就以苏州这块科举活动最为密集的区域作为典型，多数士子自小就把精力集中到科举上，练小楷，作八股文和试帖诗，父以此教，兄以此勉，每个读书人都希望他由秀才而举人，进士，翰林，一步步高升。自嘉、道以后，以“楷法取士”之风愈演愈烈，风气渗透到各个层面，从童生之考试到进士之殿试，从八股文到试策，无一不在其笼罩之下，而“江、浙儒雅之邦，此风尤盛”。虽然科举制度催成了“馆阁体”这种被人们认为是死板而无个性的书法样式，但在客观上却引起了人们对书法的普遍重视。姚氏的好友施绍书在一篇跋文中就明确认为，馆阁体之所以为书家不屑，是因为他们不擅长。而擅长者，又往往失去了“古意”（或可理解为艺术性的成分）。两者兼擅的人实在太少。在他眼里，姚孟起是“兼擅”者。正是具备了这种特质，从其学书者络绎不绝。使之在书法教育方面的声望远播浙江、安徽等地。事实也能够证明，在师从姚孟起学习书法的许多学生中，有相当数量的人通过书法获取了较高的功名。可以这么认为，晚清江、浙地区的书法教育活动，是以苏州为中心而展开的，而核心人物应是姚孟起。

1905年，长达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遭到了废除，以“楷法取士”之风气告歇，馆阁体书法自然也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但是书法却并未因此而衰绝，作为一种传统的艺术形式，仍然以“国粹”的面目存在和发展着。直至民国时期，姚孟起生前所刻印的碑帖于1921年还在苏州总商会展览中获得特等奖，并且这些碑帖仍能发挥着一定的社会效应。大到从政，中到经商，小到写信，仍需要书法。民国时期，书法向纯艺术方面继续发展，而最基本的实用功能亦并未丧失，也就意味着书法教育仍然存在，只是方式和目的有所改变而已。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苏州书法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50年代末、60年代初，老一辈书家筹建了“苏州市书法印章研究组”，大力弘扬书法篆刻艺术，积极培养中青年骨干，当时在全国来说也是领风气之先的。该组织选址于怡园，由蒋吟秋任组长，王言、张寒月、蔡谨士为副组长。分设书法和印章两个小组，书法组由范烟桥、张辛稼、祝嘉、费新我负责，组员有20余人。1960年春，由该组倡议、团市委组织、市青年俱乐部主办了三期书法篆刻讲习班，蒋吟秋、祝嘉、费新我等先后任教，培养学员达300余人。1966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这一持续了六年的组织宣布解散，活动停止。直到70年代中后期，大规模的书法活动才得以正常开展，向着健康深入的方向发展。当前活跃于苏州书坛的中年书法家，有许多正是在20世纪60～70年代投入书法事业的，今天他们所取得的不俗成就，也正是那个时代所历炼。当然，我们不能忘却的是他们的老师辈，如蒋吟秋、祝嘉、费新我等。今略作介绍。

蒋吟秋（1896～1981年），苏州人，名瀚澄，字吟秋。曾任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馆长、苏州美专书法文学教授。书法师从金松岑、胡石予等，擅长篆隶。著有《学书述要》、《版本问答》等。1964年春，应苏州丝绸工学院美术设计专业之邀讲授《书法艺术欣赏》，深受佳评。1980年6月苏州书法印章研究会成立，蒋吟秋担任会长，该会即苏州市书法家协会的前身。

祝嘉（1899～1995年），海南文昌人，字乙秋。曾任江苏省书法家协会顾问。擅长各体书法，尤精章草。一生致力于书学研究，著作等身。1947年出版的《书学史》，对书法史论的研究，至今仍有参考价值。晚年，苏州市文联成立祝嘉书学院，积极致力于书学后进的培养。

费新我（1903～1992年），原名省吾，字立千，浙江湖州人。曾任中国书协理事、江苏省书协副主席、省国画院一级美术师、西泠印社社员。56岁时因手疾改用左笔，自成面目。著有《怎样学书法》等。值得一提的是，费新我晚年不顾年迈，多次传薪中原。现在河南书坛的骨干有许多都曾受到过他的教诲和影响。

还有一位程质清先生（1917～2000年），不仅在创作上有着坚实的功底，而且具备深厚的学养，著有《篆书基础知识》、《石鼓文试读》、《散氏盘》等专著，有的为国家图书馆收藏。生前担任苏州市老年大学书法教授长达15年之久，至今学员们对他仍怀有深深的眷念。

另外如萧退庵、吕凤子、徐穆如、钱太初、吴进贤、宋季丁，健在的如瓦翁、沙曼翁、邬西濠、崔护、王健生等老一辈书家，对苏州的书法教育都有着特殊的贡献，弟子中不乏成就显著者。

20世纪80年代至今，全国的“书法热”空前高涨，同样,苏州的书法教育也全面兴起。在苏州书法的发展历程中，书法教育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书协培训中心先后聘请沙曼翁、言恭达、华人德、葛鸿桢、张锡庚等苏州书家为教授，为中国书协培训中心的教学工作作出贡献。华人德、李大鹏、张锡庚、王伟林先后被中国书协聘为学术委员、教育委员、编辑出版委员。苏州书协充分利用自身人才密集的优势，积极推进书法教育。每届理事会都设有教育组或教育委员会，专门分管此项工作。通过一手抓提高，一手抓普及，正确把握导向，培育新生力量，提高会员和爱好者的整体素质。多年来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如举办分书体的书法培训班或学术讲座，结合有关书展举行讲评会，结合全国性重大展览举行中青年骨干培训班，邀请本会或省内外专家指导。协会还经常协同关工委、教育局、学校、少年宫及祝嘉书学院等单位，针对中小学生举办展览、比赛和交流活动。最近两届“福临门大家庭杯”书法大赛的青少年参赛人数均逾万。

与此同时，近年苏州市的院校书法教育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数年前就开始培养书法史和碑刻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生、硕士生。苏州科技学院、新苏师范和常熟理工学院均开设书法专业课程。太仓、昆山、常熟、吴江、张家港、吴中等县级市、区及下属的木渎、巴城、同里、金家坝等镇都设立了不同形式的书法教学点。为了配合这些教学点活动的顺利展开，市文联又设立书法考级机构，既组织考级，更着眼培训，每年参考人数逐年递增，使书法艺术得以普及。

苏州是中国的“十大魅力城市”之一，书法艺术的魅力在这座城市中得到了发扬光大，书法也逐渐成为体现这座城市魅力的一个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