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问题是由所谓的“海派”文化生发的。
上海自开埠以来一直是中国商业化发展程度最高的大都市，市民最关注的是经济问题。这个城市，在中国历来是个异数，“海派”文化这个名称开始是有点贬义的，其范围包括了绘画、报刊、小说和京剧，一直是有争议的。在我看来，所谓“海派”有这样的特点：上海中心论，自我中心论；崇尚西方文化；讲究包装，多考虑投入与回报的关系；理解、认同甚至欣赏市民生活方式；做事尽可能精致考究；较有法律信用契约商业意识；回避宏大，注重个人的恒定的价值观。作为城市生活方式的上海市民文化无处不在，和上海相比，别的地方没有这样大的优势。
现在来看，新中国并没有彻底铲除市民阶级，在这个方面，上海是典型的，甚至可说是独一无二的。近代资产阶级在上海这个半殖民地的那点积累，怎么也搞不掉它，有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味道，这虽然和国际大环境有关，但上海这个“孤岛”也确实有着种种特殊性。那些有关上海风花雪月的情调根本把握不了这样的复杂性，有关上海的随大流、赶时髦、望文生义的批评和学术也读不出这样的复杂性。近代中国各个阶级的立场和意识形态表述，都可以在上海得到充分发展，不仅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也有充分发展，上海也是近代中国产业工人的中心，现代中国激进主义的中心，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都是如此。甚至每个行业都在上海发展出自己的一套行规和生活规范。这些在中国其他地方要么看不到，要么只能看到发展不太充分的形态。从这个特定的意义上说，上海的确是中国最现代的城市。所以，从大方向说，上海当然有它特有的文化形态。
我们应该明白，与人的本能联系最为密切的还是经济，为了最大程度地满足自己的需要，上海的艺术家只有在不断强化自我的修养中才有可能从现实中获得最大奖励。所以，在上海艺术家的作品中，我们看到最多的还是物质与理性的种种影响。而市场经济以及相应的游戏规则对理性秩序的推崇，必然导致生长在这个环境里的人会竭尽全力地建立起自我的防御机制，因为非理性能量一旦有所流露都极有可能对自身的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所以，克制、自我、独立，这些行为原则是上海做艺术的人必须去遵循的生存之道，上海的摄影师也不例外。
经常会被摄影圈的人提起的北河盟，它的意义，更多的是对亲历者、参与者，自传式意义不会成为典型的上海方式。之所以出现了那样的团体，是和社会大环境有关的，那些团体里面的人，当时都是江湖中人，他们不在庙堂，势单力薄，所以需要彼此依靠合作，后来随着环境的变化，这样的基础动摇了，各奔前程，昙花一现。我就在想，在上海这样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一个特定的时代逼迫人只能这样，没有选择，人恐怕永远也不会“自然而然”地选择很人工气、需要维持在一种“不自然”的精神强度上的东西，如果有选择，人当然会选择一个更日常、更物质的，也就是更像现在这样的生活。激情是为沉闷寻找一个出口，但绝不可能持久。日常生活是很沉闷的，但却是安全的代价。即便如此，无论是北河盟亲历者、参与者，还是后来的年轻摄影师，他们的作品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着某种共性，特有的共性：克制、自我、独立。
所以，究竟有没有海派摄影？也许只有时间才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