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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常飞在作品中运用了奇趣叙事的手法，并通过不合逻辑的符号与扭曲的人物表情，将我们熟知的都市场景陌生化。他作品中墨的灰色调避免了一般都市题材作品的媚俗气，天空中的纸飞机、似乎可以载人的云朵、对囚禁动物的爱恋等叙事情节，不仅仅是艺术家童年记忆与梦想的再现，更是对社会人态的影射。

　　程彬的水墨作品显然来源于其前期炭笔与色粉笔画，两者皆在揭露社会人际间彼此冷漠的关系。炭笔作品中人物表情的扭曲变体和擦抹造成的灰度层次使得画面产生浓郁的宗教神秘感，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关系被置换为人与动物的等级关系；水墨作品的人物则作翘首自傲状，心灵距离与身体距离形成巨大反差。

　　梁伟员笔下的建筑与其说是来自于“画”，不如说来自于“写”，横平竖直的线条构建出一幅幅水墨都市场景。每幅都市场景中，林立的高楼造成了“人”的缺席，但这仅仅触及到作品的表面，重要的是艺术家通过将自然山水与人造都市相替换，暗示出“人”本质的在场，恰恰是人的在场，才能说明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不协调关系。

　　郑忠和显然不是一位水墨本质主义者。他舍水墨而用丙烯，又用丙烯塑造了时而细致、时而写意的水墨效果，以此来真实记录自己起伏不定的生活心态。原本充满性隐喻的安全套，在他的作品中已不再是肤浅的性符号，相反，它舍弃了对人类本能冲动的表现，转而进入孕育生命的最初时刻。

　　创作抽象画出身的张洋更加强调作品的形式感。他的作品虽没有运用传统水墨材料，但却充满着传统文人的贵族气。中国文人一向追求借物寓志的精神取向，在这一点上，张洋有着同样的艺术品性。他试图用焦灼枯萎的残荷，衬托以恰当的形式感，来象征自己顽强刚毅的性格。

　　蒋波作品中最明显的是精巧的制作感。规整如云的砖墙、反复点染的树石使得他的作品比起古代北宗“渐修”之风有过之而无不及，那复杂的制作工艺又使他在六人之中显得最为“传统”。但他那特意将山水平面化的处理手法却避免了传统文人山水的单调乏味感，特别是漂浮于其中的砖墙更加强化了作品的观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