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广州三年展有一个非常学术味道名号：告别后殖民。它会让很多观众觉得莫名其妙，却叫我倍感亲切--因为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时髦的理论，在中国思想界、文艺理论界和艺术创作领域很是领了几年时代风气之先。我读书的时候，后殖民理论以所谓的“学术前沿”面目出现。当时四川大学有个教授据此理论审视中国当代的文化、思想.特别是思想的载体“语言”，发现我们的文化只有一地鸡毛，于是大声疾呼中国人已经患上“失语症”，在文化思想上沦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丧失了自己语言的中国文化无疑是危险的，还在读硕士的我一时感到肩上承担起了前所未有的神圣重担：复兴中华民族文化，回归传统，在全球化的今天寻找我们自己的民族品格。这种新的学术范式和90年代特有的民族主义情绪混杂在一起，成就我们这拨90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读书人特有的变态情结：在东西的对峙中用西方的话语为东方张目，用洋人的语言来证明自己文化伟大。我作为一好学不上进的青年，那段时间也是言必称萨义德、阿赫默德、霍米·巴巴。写论文总是一串很长很长的注解，必有英文和古文，必从冷僻的古书中找到西方最新最时髦的理论依据。我们满怀希望，希望真正的学贯中西的大师从身边出现，却从来不去想这些西方的后殖民主义者们其实有他们自己的特殊背景和现实政治诉求，也从来没有反省一下自己究竟还是不是一个有独一思考的知识分子，自己这些被牵着 鼻子走的思想究竟是不是自由思考之后的严肃选择。

　　十几年后，回过头来看，后殖民主义，包括比它更大包容性的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恰恰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沉沦书斋、精神扭曲、成为专家兼二奶的开端。时至今日，后殖民、后现代的观念已经学术主流话语，部分学者们更加书斋，学术语言更加晦涩抽象，视野更加狭隘，民族主义情结更加诚挚。

　　所以，这次广州三年展，作为中国最著名的当代艺术展览之一，其突破之处可能不仅仅在于广州二沙岛上美术馆内外陈设的光怪陆离又有些破破烂烂的艺术品：邱志杰的那辆陆虎是我见过的最颓废的一辆，天知道他还能不能把这家伙再从广州鼓捣回北京，而刘大鸿的《堂》，简直是重建艺术家霸权。所有观众都必须从他那个巨大的散发着难闻气味的T字型的帐篷进入三年展展览现场，帐篷上的窗户分别是由二十四节气幻灯片构成，每扇窗户包含一个1949年以来的重要人、事和节气。与红门相对的《祭坛》是由二十幅浮雕组成的信仰屏，并播放着视频《马上信仰》。刘大鸿的作品一贯流露出诡异的如同梦魇的气息，前段时间在深圳，我就在他《堂》系列面前后脊一阵发凉。这家伙的作品怎么有林正英鬼片的效果倒是值得深刻研究，不过逼着观众承受这些恐惧和糟糕气味，实在有些过了。同去的李蝴蝶说他要吐，同情他。广州三年展的特别之处在于，以一个抽象的概念，把中国当下分裂的，鸡犬不相闻老死不往来的艺术、学术和政治重新搅和到一个场域之中。

　　我更愿意把广州三年展视为一个很长的.以现场展览为中心的有时间和空间跨度的事件艺术，或者波伊斯意义上的社会雕塑。这个社会事件艺术真正精彩的地方除了现场展览，就是策展人用“流动论坛”的形式将话题带到伦敦、广州、杭州、上海、北京、黄山、香港等地的重要学术机构，在北京大学像模像样地开座谈会，让我曾经以为深陷书斋，以为凭借学术语言就可以洞悉人类生活真理，指导人们生活方向的学者们遭遇艺术品，与艺术的思考碰撞--作为时代精神最敏感的触角，艺术家们已经开始表达对“后殖民主义”的反感：

　　后殖民曾经是批判性的这些话语。这些问题，性别、种族、阶级这三位一体的问题，在差不多20年以来，它有一个保卫者，它逐渐构成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而且这个意识形态是被保卫起来的。这个保卫者就是政治的正确性。对于这一点我非常反感，在策展的层面它形成在国际大展里面，我把这个称作是“虚假的代言者”，在艺术家创作层面，在中国最典型的就是形形色色的中国牌。(高士明)

　　关键在于，这种艺术家们的直觉在学者们、后殖民主义的既得利益者那里是否能获得共鸣?如果有，中国未来10年的精神气象会为之一变;如果没有，不是艺术家而是我们的学者们实在是过于迟钝。不过还好.座谈会上王铭铭讲了一个有翅膀的中国人的故事，表达了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实际上存在着某种共识：

　　1929年，在福建泉州有一个孔庙，在孔庙的大门顶上，有人雕了四个白色的欧洲天使。这四个天使，因为各种战乱被入用泥巴给糊上。到1989年考古学家才把它们挖出来。看到孔庙大门上面有四个天使，是谁制造的呢?孔庙是中国的圣地，这四个天使是外国的传教士还是中国的孔夫子呢?假如说是外国的传教士，我们必然说这是一种文化的殖民主义。但是我们没有答案，也可能会是中国文人做的。因为1929年这样一个年份，我们可能已经把西方的文化当成是一个高尚的儒家学说。我对这个现象一直非常感兴趣。我在中国走了很多地方，一直在寻找带翅膀的人。我们认为带翅膀的人一定是来自于西、方，但是这些带翅膀的人往往是在石刻画像是戴着佛教的帽子，但是中间有一个十字架。这样一个具体例子可以看到，我们没有办法说把中国当成一个内在一致、单一的政治实体。如果中国本来历史上就有如此众多的可能性的地方，你现在谈中国和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或者后殖民主义.这时候你面对一个问题，我们各自当中都是多元的。

　　(王铭铭在广州三年展北大座谈会上的讲话)

　　艺术家对于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来自于中国改革开放，来自中国融人世界的程度。时至今日。在所谓“后殖民文化语境”成长出来的青年已经进入了中国当代历史的叙事。按照后殖民主义者的看法，他们身上背负着原罪，似乎注定要经历悲剧性命运。可这种预言和他们自己的生命体验南辕北辙。用他们的话说，对这一代人对于西方语境实际是不陌生的。他们从小接触的无论是音乐、电影、电视一切文化都已经有了西方的系统介人和渗透。对于所谓的殖民文化，所谓侵略文化，他们的表现不再尖锐，不再激烈。这一代成长的环境浸透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往往无法辨认哪种形式是本土哪种形式是外来。他们从小接触的并且喜欢的艺术形式，比如电影、电视、实验艺术等等，很难被臆想为“外来的侵略”，而仅仅是可能形成我的或者个体的表达方式和语境。也许等这一拨青年人成为主流，后殖民的伪命题终于成为历史，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平常心的文化体，才能真实地面对文明的共同和差异、交流与冲突。这也许也是香港艺术家张韵雯《问空明珠》的创作意图：一个由焦炭片、煤炭片制成的超大尺寸的圆球在灯光的映射下远看像一粒大明珠。圆球上的音响装置密密麻麻拥挤着各种语言。通过很小的缝隙我们可以窥伺到圆球内部是…，面目狰狞的邪神。与其说我们通过偷窥获得全球化的真相，还不如说我们通过偷窥这一行为本身制造了恐惧。有了这个理念，2008年的广州三年展，即使混乱，即使粗糙，即使过于抽象，也会在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中留下它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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