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来中国举办个展的艺术家小野洋子，在公开场合出现过三次：新闻发布会、展览开幕式和随后的酒会。每次出场她都是差不多的装扮：白色绒线帽、墨镜、黑色紧身礼服。每次洋子出现都比预定时间要晚些，好在她态度总是不错，谦和温柔而又认真的，总能消解掉一些人们因等待她而出现的不耐烦。

　　新闻发布会上，小野洋子显得很兴奋，她说来中国以前完全没有想象会看到什么情景，但前一天一下飞机，就感觉特别好。机场建筑物很美、有创造力，让她想到了马可·波罗第一次来中国的感受。她从小生长在日本，接受了很多日本文化，读过《西游记》、《三国志》等读物。所以虽然是第一次来中国，但并不觉得陌生。

　　小野洋子说

　　接下来的记者提问，小野洋子被问到的是那些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问题，如女性主义、咸丰艺术与大众的关系、和平、个人目前境况，以及，约翰·列侬。

　　小野洋子说，我唯一会做的，就是做我自己。可能很多时候，我会很孤独，但是对人来说，做自己很重要，而不是按照别人的想法改变自己。我没有刻意相做先锋前卫的艺术，我只是我自己。……工作就是我想做的事，所以我工作的时候并不悲伤。我关注女性主义，并不是因为我是个女人，很多女性的能量对社会来说是没有实际用处的。女性艺术家面临的挑战比男性艺术家大，看看中国的历史，每一个朝代的发展都是得到权利的皇帝不思进取，很快被新型的势力所颠覆，这是一个大势所趋。所以，很遗憾，男性艺术家并没有我们这么大的挑战(也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机会)。

　　关于约翰·列侬，小野洋子说，我知道很多人因为约翰·列侬恨我。曾经有人做过一个实验，即分别用爱、恨以及没有感情地浇灌三棵树，结果那棵不带感情浇灌的树没有任何变化，而用爱和恨浇灌的树都长得非常快。所以我把社会对我的恨转化为爱，因为对我的恨如此之多，因而我现在能够有很多爱给你们，我创作爱，然后把它们还给你们。

　　新闻发布会结束时，小野洋子站起来说，我希望，今后在中国你们能叫我洋子。我不喜欢小野这两个汉字。说完，她拿起毛笔，郑重地在宣纸上写了“洋子”两个字。

　　他和她的故事

　　洋子和约翰·列侬相识于1966年11月8日，地点在伦敦的因迪卡画廊。关于列侬如何爱上洋子，比较浪漫的说法是：列侬在那家画廊爬上梯子，去看小野洋子固定在天花板上的一块画板。画板上洋子用极小的字写着“yes”。列侬爱上了这幅作品，也就爱上了作品的作者。但个人推断较可信的是，列侬当时因为披头士比耶稣还受欢迎的言论，乐队活动受到影响，暂时中止了录制唱片和巡演活动，同时由于披头士自身存在有了危机，列侬开始认真考虑今后的人生方向。在那次展览上他认识了洋子，从此被拖入叫做“ono”的漩涡中，她的意志是如此强大，足以帮助一个迷茫中的列侬找到新的人生方向。

　　洋子的母亲出生于日本富有的家庭，父亲有贵族血统，是著名的银行家。洋子就读的学校只收皇家贵族子弟，明仁皇太子和三岛由纪夫都曾就读过这家学校(在三岛由纪夫的文字中，还可见对贵族学校的描述)。对披头士的粉丝来说，洋子是一个无名小卒攀上了约翰·列侬，但从洋子的出身地位来说，可能是贵族家的小姐爱上了个流行歌手。在他们相遇以前，她已经在热衷于有别于雕塑和绘画的观念艺术，是个一流的艺术家了。

　　洋子的出现不仅为列侬，也为整个乐队带来了很大影响。她同列侬出双入对，跟成员们讲话，用艺术家的身份干预乐队的事情。而其他成员的女友们，从来没有在他们的工作场合露过脸。
　　1967年8月，披头士的经纪人，同时也是他们的精神支柱爱泼斯坦因(Brian Epstein)去世。披头士成员为了寻求新的精神力量，于翌年的2月到印度修行。同年5月，列侬和成员成立了“苹果唱片公司”，但那时候他的心思已经与披头士相去甚远。而将更多的精力投入与洋子的共同创作中。他们两个人一起发行了第一张共同专辑，做了活动，拍摄了电影，那时候，比起音乐人，他们更像一对艺术家组合了。

　　1969年3月，离婚后的列侬和小野洋子举行结婚仪式。并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进行了在床上静卧(bed in)的表演。他们在床上进行了3天的表演，在接受采访中向世界传达渴望和平的信息。当时还是越战期间，两个人用充满爱和幽默的方式控诉了这场战争。之后，他们想把这个行为艺术表演带到美国，但遭到了拒绝。于是他们换了个地方，选择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继续躺着。并从那里向美国传送呼唤世界和平的电视信号。那是在电视时代的行为艺术。之后的7月，两人发行了《给和平一个机会》(Give piece a chance)的单曲，两个月后，披头士也发行了唱片，但这时候的列侬已经向其他成员表示他要退出了。

　　11月，列侬和洋子发表了名为《婚礼相册》专辑，这既是二人结婚的纪念，也包含了对列侬粉丝们感谢和歉意的心情。12月，《祈祷和平》专辑，伴随着专辑的是一个同名活动，在世界11个巨大都市的看板上，都写有传达和平的标语“战争结束了”(War Is Over If You Want It)。从人数上来讲，这个艺术行为的影响可能超过了洋子其他所有的作品。

　　1970年，两人虽然没有停止艺术活动，但列侬逐渐在精神上变得有些不安烦恼。这可能是从一个音乐人的框架中跳出，不断地参与各种活动，所导致的压力过大。

　　进入1972年，美国陷入越战的泥潭。他们开始出席反对越战的和平集会，同时发表了《Some Time In New York City》专辑。

　　1973年10月到1974年11月，二人开始分居，这是他们婚后生活中最初也是最后的危机。

　　1975年初，小野洋子怀上了列侬的孩子，两个人重新走到了一起。列侬随后开始在家里一心一意抚养孩子，有5年的时间，世界几乎忘记了约翰·列侬的存在，直到1980年12月8日，列侬被刺杀。

　　小野洋子曾在此前不久说过，我们(做音乐)只是因为乐在其中，如果没有这个心思的话，随时都可以回到平常人的生活，就是说，平凡的生活方式，对我们来讲也不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必要一直都站在一个冲锋陷阵的位置上。

　　此言虽出，却没有能阻止列侬的意外身亡，也许是命运注定要不断通过各种事件，将他们推上时代先头兵的位置。1985年后，小野洋子重返视觉艺术领域，继续从事装置艺术和摄影艺术。

　　尾声：相似的几个展览

　　借助今次可当代的展览，小野洋子重新出现在了中国人的视野中，她曾是上世纪60年代活跃的激浪派艺术家，他们的艺术都混合了在音乐上约翰·凯奇(John Cage)的影响、偶发艺术、杂耍和“游击剧场”行动等。那个年代除了安迪·沃霍尔何小野洋子，散布全世界的艺术家还包括：勒维特、克雷斯·奥尔登伯格、利吉亚·克拉克、赫里奥·欧伊提契卡、阿伦·卡普罗、罗伯特·欧文、乔治·布莱希特、拉·蒙特·扬、白南准……而现在还在活跃着的、独立于艺术机构艺术评论艺术市场、保持着乌托邦式的艺术态度、探讨爱与和平这种永恒话题的，只有小野洋子一个人了。《纽约时报》的首席评论家迈克尔·基莫尔曼曾说过：“一件艺术作品之所以是优秀的，部分原因就在于它有力量作为多变的记忆，作为一个捉摸不定的概念，经过观者个人知觉的过滤而不断地扩散繁衍。”小野洋子的作品和她自身，都是“多变的记忆”，像来自于60年代的活标本一样，孤独战斗着。

　　最后，我想不厌其烦地描述一下3个展览，因为它们并排在一起看是有些意味深长。

　　声音艺术家约翰?凯奇，曾为小野洋子的艺术创作带来许多启发，他在50年代最有名的作品就是《4分33秒》，作品名是他那场表演的持续时间。在那段时间里，他请演奏家大卫?图朵(David Tudor)坐在钢琴前，持续地安静不出声，仅以开合钢琴盖来表示乐章之间的停顿。4分多种的完全静默，对大多数人是个很长的时间，有人扭动身体、咳嗽以及紧张挪动的声音填充了整个空间。很难分辨在这个过程中谁是演奏者、谁是作曲、谁是观众。凯奇试图用这个表演来颠覆传统中作曲演奏者和观众之间的关系，有人表示：我们什么都没有听到。

　　伊夫?克莱因(Yves Klein)在巴黎请人们来到他的展厅，展厅是空白的，展览名字叫做《空》(Le Vide)。开幕时有1000多个人到场，他们将画廊挤得水泻不同，有人被挤出涌上街道，以至于警察要过来维护秩序。据说有个不愿意挤进人潮，也不知道整个活动意义的人在画廊门口对伊夫?克莱因叫道：“等这个空洞填满了我再来。”克莱因回答：“等它满了，你就没办法来了。”

　　从60年代到现在，世界已经过去了40多年，小野洋子依然还是当年激浪派艺术家的那股天真烂漫劲。那天晚上她站在画廊屋顶，冒着小雨，用一个手电筒对下面几百个仰头望着她的观众打出“我爱你”的暗号，就像她在世界其他地方(慕尼黑、冰岛、威尼斯、东京……)做过的那样。然后展览开幕，人们冒着被踩踏的危险分批涌入画廊。里面虽然不是空空如也，但也肯定远远算不上满：几幅《我妈妈很美》的画;一颗许愿树;几个白色画框里面写着简短的文字;靠墙的隔板上放着几个破瓦罐;还有一个小房间，白色的墙壁上每隔一段距离写着一行细密的小字(如这个房间里已经充满了忧郁的蓝色)。挤进来的人打电话告诉等在外面或还在路上赶的朋友：这里没什么东西的，不用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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