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后半期的加拿大著名文学理论家弗莱（Northrop Frye）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用四季轮回的眼光看西方文学的发展，认为春天是大自然从冬眠中苏醒的季节，文学也相应出现复活的轮回，这就是回归自然。弗莱喜欢用绘画作类比，也阐说艺术的复活乃回归自然。
可是，我们今天的艺术，却越来越远离自然。这是人类心智发展的必然，还是人类文明演进的结果？我将这一串问题，融入中国绘画史的课程中。这门课的第一讲，是讨论内蒙阴山的岩画，我也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给学生描述上万年前那些旧石器时代的半抽象人形和动物图案，讲解史前时期那些图像符号的可能含义。
这些学生都是一年级新生，没有历史学、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背景知识，他们对中国美术也一无所知。看着这些洋学生脸上充满兴趣而又茫然的表情，我只好给他们补一补基础课，告诉他们：所谓史前，主要指文字出现之前，那时人们的交流和信息传播，以及巫术仪式等原始宗教活动，除了依靠说话和肢体语言，再就是画图。在这个意义上说，后来书写文字出现，代替了画图，是人类文明的进步。
中文书写符号的基础是象形字，在文明进程中，象形文字的演变，就是逐渐抽象和简化，在视觉外形上越来越远离原本的所指，远离自然形象。为了说明这一点，我用幻灯放出一组“马”字的演变过程图，让学生看到一匹向上高抬前蹄的烈马，怎样变成半抽象的马形图案，然后变成抽象的文字符号，最后又怎样从繁体字演化为简体字，彻底远离了马的自然图像。
虽是新生，这些学生却很聪明。记得第一次上这门课时，有学生问我：你是不是说，图像是原始思维的表现，绘画是早期文明的标志，而抽象则是人类智力发展和高级思维的表现，文字是文明进步的标志？若是，你怎样解释今天的数字图像？头次听到这样的问题，我有点吃惊，事先没准备答案，只好边思索边回答：Yes and no,人的抽象思维能力，的确是文明进步和智力发展的结果，但图像和绘画并不是落后文化的产物，而图像的数字化，更是当代文明的标志。教室里传出低声议论，我知道我的回答未能自圆其说。
每年讲这门课，我料定总会有学生提出类似的问题，因此得准备一个标准答案才好。可是，为了答案的万无一失，我读书越多、思考越多，就发现越不可能万无一失。于是，我将寻求答案的活儿交给学生，让他们以思考代替回答，而我自己则可以趁机偷懒。
今天，无论对学习艺术的学生来说，还是对普通人来说，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都是一个读图时代。我们由于谋生的忙累而厌倦了文字，因为阅读文字是大脑主动获取信息的劳动行为，而阅读图像则是大脑被动接受信息的享用行为。前者叫人勤奋，使人辛苦，后者使人舒适，叫人懒惰。要紧的是，阅读图像是贴近人类自然天性的原始本能，而阅读文字却是人类进化和文明发展的结果。在21世纪，数字信息让我们得以进入读图时代，也使我们回到史前的慵懒。
此一时也，人类从开化走向蒙昧，从智慧走向愚蠢，莫非这不是文明的悖论？
二、往昔的召唤
今春我去多伦多，到安大略美术馆看英国19世纪后期画家亨特（William Holman Hunt）的画展。亨特是维多利亚时代拉斐尔前派的三大画家之一，这派画家的基本主张，是反对工业化的机器文明，提倡回归往昔的自然文明。早在三十多年前学画时，我就被这派画家的象征性迷住了，而他们那回归的唯美、感伤和诗意，以及自然主义笔法，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美术界也广受欢迎。八十年代后期我曾采访过著名画家何多苓，他就大谈拉斐尔前派的象征艺术。我寻思，何多苓绘画中的乡土气息和怀旧之情，该与拉斐尔前派对中世纪之自然生活的向往有关。
早在七十年代末，北京举办过英国绘画展，其中有拉斐尔前派的作品，但我那时无缘到北京看画。后来到了加拿大和美国，有机会在各地的美术馆看到一些零星的拉斐尔前派作品。在21世纪的第一年，耶鲁大学庆祝建校三百周年，学校美术馆举办英国绘画展，以拉斐尔前派绘画为主。那时我住在纽约州，一得消息便马上驱车前往，在耶鲁看到了心仪已久的作品。对我来说，这些绘画的动人之处，是隐藏在唯美、感伤和诗意后面的怀旧情绪。
这情绪的内涵并不仅仅是回归，而是寻求精神的依托。有次到英国旅行，我在伦敦的皇家美术学院参观拉斐尔前派绘画展，对怀旧情绪的象征意义有了一点心得。今春在多伦多看亨特画展，对这情绪又多了一分理解，并推及孟子之谓“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亨特天生具有使命感，他信仰的艺术，不是要去娱乐芸芸众生，而是要教人向善。他的生活有如苦行僧，他的绘画也如泣如诉，给人沉重之感。
由于执著的信仰，亨特主张，绘制圣经题材的作品，不应该是在画室里闭门造车，而应该到圣经的故地去实地绘制。这不仅是向艺术的原始本义回归，而且是历史的复原，是人类的精神救赎。这不是要在文明与自然的二元中进行选择，而是要超越世俗的选择，径直走向心灵的源头，求取精神自由。于是，亨特在1854年前往巴勒斯坦，亲身体验了洪荒野漠的原始枯寂，在死海岸边画出了震撼人心《替罪羊》，用艺术的方式，演绎了一出救赎之戏。
的确，这是对人之身与心的救赎，是人与艺术向自然的回归。
三、庄子寓言
亨特的巴勒斯坦之行，实为寻求归宿的内心旅程，惟其如此，他笔下的替罪羊才具有让人反思现世的力量。在这精神救赎的背后，是追求出世的心灵解放。恰如庄子《逍遥游》所言，尘世的凡人都是“有所待”的：“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若想无所待，惟有无己、无功、无名，方可获得“逍遥游”的终极自由。
几年前我从芝加哥去马德里，在飞机上读到一篇文章，讲芝加哥的一个年轻女作家，为了追求自由精神（Free spirit），放弃年薪七八万美元的杂志编辑工作，到意大利威尼斯作自由撰稿人。虽然她收入大减，生活朝不保夕，但获得了孜孜以求的自由。为了自由而放弃舒适的生活方式，宁愿自我放逐并赤脚走天涯，即是一种自由精神。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属于为了精神生活而追求自由的人。从感性的角度讲，绘画与文学都是自由精神的产物。但从理智上说，人过不惑之年，应该懂得自由的代价，应该为自己的选择和决定承担责任。我不会为了一个天真浪漫的幻想，而放弃稳定的生活、去追求那看不见摸不着的终极自由。我觉得精神自由的要旨，是追求思想和灵魂的自由，不必固执于肉身的流浪。一旦获得精神自由，便能在灵魂的远游中品味艺术的甘醇，并领悟艺术的意蕴。
如今在纽约、上海这样的经济中心，白领们总是行色匆匆，互联网和手机代替了通常的人际沟通，人们来来去去总是一个“忙”字。然而这“忙”字却揭示了今人三种病态的心理文明：一为真忙，这种人可能是无趣而乏味的工作狂；二乃假忙，这种人多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孤独和寂寞，用“忙”来自欺欺人；三则以忙为托词，拒绝人际沟通和社会交往。这三种人，都欲以“忙”来应对“有所待”，实则南辕北辙，恰好说明其无法摆脱现世的“有所待”。
四、二元对立
世间的一切都“有所待”，即便是到美术馆看画，也莫不如此。在西方十大美术馆中，欧洲有八个，如巴黎的罗浮宫和罗马的梵蒂冈博物馆；美国有两个，即纽约的大都会美术博物馆和华盛顿的国立美术馆。我是“有所待”的人，虽然渴望能时常去逛这十大美术馆，但时间、距离和经济的限制，常使我望洋兴叹：花了近二十年时间才逛了九大美术馆，至今仍与圣彼得堡的冬宫美术馆无缘。
能够经常去逛的多是二流美术馆，欧美各地不计其数，几乎每个大城市都有，仅纽约就有四五个。二流美术馆又分三六九等，若说纽约的现代美术馆算上等，那么蒙特利尔美术馆顶多算是二流中的二等。这类美术馆的特征是，藏品通常为一流艺术家的三流作品、二流艺术家的二流作品、三流艺术家的一流作品。例如，蒙特利尔美术馆的镇馆之宝是17世纪大师伦勃朗的一幅肖像画，但这件作品在伦勃朗的绘画中却名不见经传；再如馆藏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和早期现代主义的作品，多数多是二流中的二流；可是，说到19世纪晚期奥地利的捷克裔画家麦克斯（Gabriel Max），他在西方美术史上默默无名，但在奥地利和捷克却名声较大，而他那幅收藏于蒙特利尔美术馆的《耶稣为小女孩治病》，却堪称写实艺术的杰作，其古典构思和绘制技法，皆炉火纯青。我经常到这幅画前冥想，将自己淹没于这幅画的情绪中。
只要不固执于一流美术馆而“有所待”，那么尽情享受二流美术馆的恩赐，便可进入“无所待”的境界。蒙特利尔美术馆近在咫尺，我三天两头去转一圈，既看那些百看不厌的藏品，也看那些临时展品。在自己喜欢的画前静静地或坐或立，体验“无所待”的心境，那一刻，会产生灵魂飞升的幻觉，而“有所待”和“无所待”在那幻觉里都消失了，惟余精神的自由自在。
若照西方现代哲学的二元论观点看，“无所待”和“有所待”是个对立的范畴，恰如自然与文明的对立，以及图像与文字的对立。后来的辩证唯物主义试图用对立转化之说，来破解二元论，而20世纪后期的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则干脆放弃二元对立观，德里达就从根本上否认逻各斯中心主义。
五、注水文化
解构主义的否定之法，包括拧干水分。
我将在春末返回中国，而此行却留有一个遗憾：我等不及好莱坞夏季大片《天使与恶魔》的上映。这部电影根据畅销作家丹・布朗的同名小说拍摄，是前几年的大片《达芬奇密码》的前传。我之所以想看这部电影，是因为《天使与恶魔》的故事，与《达芬奇密码》相仿，都牵涉到古典艺术，都发生在十大美术馆内（《达芬奇密码》主要在罗浮宫，《天使与恶魔》主要在梵蒂冈）。小说的中心人物就是哈佛大学那位密码学家兰登，而电影导演和演员阵容则是同一班人马。
这两部小说都是作家以文学的方式来演绎欧洲艺术，由于中世纪神秘社团和谋杀奇案的掺兑，两个故事都引人入胜，使美术史变得津津有味。在我看来，这不妨是讲授美术史课的一种新方法，类似于国内的大话西游。不过，丹・布朗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他将虚构的故事和艺术的史实合二为一，比大话西游多了一分可靠性。
由于赶不上《天使与恶魔》在北美上映的档期，我去买了一部英文原版小说来阅读。一读，颇为失望。这部书写在《达芬奇密码》之前，其故事的紧张一样引人入胜，但两部书之故事的发展与转折，都有逻辑的漏洞。《天使与恶魔》更让人哑然失笑，因其引入科幻而造成文体失谐。例如，小说一开始，兰登就乘坐了一架未来主义飞机，以15倍的音速从美国波士顿飞到瑞士日内瓦，只飞了一小时，读来不伦不类，破坏了作者力图制造的事实感。
而且，丹・布朗的语言文字干枯乏味，缺少文采。更有反讽意味的是，作者在干枯的语言中又掺进了大量水分。我们国内的市面上出售注水鸡、注水猪肉、注水西瓜，还有注水学历、注水文凭之类。美国图书市场则有注水文化，《天使与恶魔》行文拖沓，其篇幅的四分之一是毫无味道的水分。在西方文学史上，为小说注水早有传统，雨果的小说长篇大论，滔滔不绝，巴尔扎克的小说细节琐碎，不厌其烦，都是注水的典范。当然，古典作家也靠卖字谋生，难以免俗。再说，雨果和巴尔扎克的水有文采之韵味。
今日的注水文化进了一步，丹・布朗的小说文字，借助电影技术而转化成活动图像，在卖水之后，还可再赚一票。
图像是高科技的产物，我们时时刻刻都被电影、电视和互联网上的图像狂轰滥炸。面对图像的威力，我们毫无招架之功，我们的思想观点和立场态度被新闻图像所操纵，甚至连我们的购物决策，也被广告图像所控制。拜高科技之福，今人失去了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失去了主见，新闻媒体和商业广告帮助我们思考、代替我们决策，我们成了图像的奴隶。更可怕的是，奴隶主是个注水大师，而注入的竟是不洁之水。
我的中国绘画史课程，最后一讲是讨论数字动画。我对学生说：高科技是人类智力和文明发展的产物，如今却反过来奴役人类。因此，人类智力和文明的发展，使人变得越来越愚蠢，而愚蠢的原因，竟是因为人太聪明了，创造了高科技。毋庸讳言，人类从蒙昧走向开化，再从智慧走向愚昧，这就是文明的轮回。
学生问：可这轮回是个悖论，我们会不会因此而与自然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