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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情

　　在现代化潮流激荡下，社会生活如同开足马力的机器高速运转，无止境的利益追求和物质扩张使人们卷入到无尽的繁忙和躁动之中。与此同时，作为社会生态的宏观调节，功在舒展紧张情绪、消解心理郁积的休闲文化，也在全球范围蓬勃发展。

　　适应普遍的社会需要，当代艺术大幅度地汇入世界性的休闲文化潮，日益鲜明地显示出“休闲”倾向。一般地来说，这种倾向的艺术更多地肯定个体价值和个人意趣，强调更加充分的个性表现和自我发挥，力求以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审美方式超越现实，摆脱来自社会方面的过度压力和超额限制。如今，努力以超然姿态和静观形式为忙碌的世人创造从容品味、畅神抒怀的机会，已成为当代艺术参与社会生态调节的一种功能承担。李津、武艺、南溪三位艺术家的价值取向是“休闲”性质的，他们的水墨艺术也因为这种价值取向而体现了休闲文化潮的一般社会学意义。当然，毫无疑问的是，他们都在依自己的兴趣、用自己的方式来把握艺术的“休闲性”，并因此在艺术表现方面自成一格。

　　人说李津“貌鲁心文”。因没有过直接的接触，我不知这评价于他是否贴切，但其画作确乎透着亦野亦文的气质。画面上，李津就自己生活中的那些非常世俗的饮食男女之事，不加掩饰地径直写来，显得有些恣肆放浪。然而，及于画风画骨，透出的却是文静雅逸的清隽。那细劲绵长的勾勒以及散淡和润的渲染，十足地表露了一种陶养颇深的蕴藉笔致和温良性情。这亦野亦文的鲜明反差，让我们既感受到生活的真实又感受到审美的真切，实在是一种奇妙的艺术状态。画家没有装腔作势地对待艺术，只是怀着一方平常心，像絮叨家常那样平实地叙述着自己的切身经历或内心想法。对于那一切入画的东西，画家未作刻意的价值判断，也未作雕琢的理想化的提升，他把看似不经意的艺术功夫都下在了笔墨上。品读那些涵养充沛以至颇为文气的笔道墨迹，倒是感受到一份世俗情态的亲和，能够嚼出某种超凡脱俗的审美远意来。

　　武艺说他喜欢不张扬的生活，喜欢淳朴的民风，喜欢“向下”去把握画画的意义。在时尚奢华、机巧和矫饰之际，他选择了单纯，选择了难免让人以为很少技艺含量的简单。武艺的艺术取向让我联想到贾克梅蒂的雕塑，但不同的是，它没有那种西方式的悲怆，不是那种孤傲的逃遁或决绝的对抗。画家的审美姿态非常中国化，颇有一种“隐于市”的豁达与随和。因此，他的水墨艺术没有回避社会现实，而是把关注点下放到社会基层，努力在乡民百姓的俗事俗情中把握生活的朴素意义，并让自己也沉浸到那明朗的快乐气氛中。以武艺的审美立场来看，乡俗情态有如童戏一般轻松快活、天真浪漫，透着一种自得其乐、随遇而安的达观。他的画面，没有琐碎的细节描绘，也没有复杂的背景交代；他用国画最本质也最笃实的手法——勾勒，不加技术炫耀和修饰地秉笔直书，所绘落落大方、爽直率性，予乡土情态以明畅的揭示。

　　比较起来，三位艺术家中，南溪的画是最有城市味的，而且是一种非常“酷”的城市味。人们通常爱用“现代感”来表述的这种城市审美气息，固然与画家长期的香港生活经历以及以城市时尚为题材的绘画形象有关，但这些缘由都还不够根本。思寻起来，南溪水墨画的城市味道有着更深切的起源，它发散于描绘本身，是一种由笔法的根底里生发出来的形式意味。南溪的笔法无疑是特别的。它以渐收渐放、同形复制、不断堆叠而成的积痕式的“点”，借助隐匿的计算机式的“矩阵”构成同样具有造型功能的“点的集合”。这种虚拟传统勾勒和渲染的“点法”其实是“拟像”，是对介入世界构成的数字化力量的一种艺术揭示，也是对虚拟现实的“比特之点” 和城市生活“数字化生存”状态的一种精神模拟。在南溪这里，作为构形单位的积痕之“点”没有历史负荷也没有现实担待，只是一种当下的纯粹形式，空灵得很。

　　像其他艺术家一样，李津、武艺和南溪都生活在现代化的“闹市”之中，他们不免会受到繁忙躁动的社会生活环境的影响，这是谁也无法抗拒的生活的真实。但艺术终究是人们用来和生活的现实状态保持距离的东西，是为现实生活灌注审美远意、搭建心灵歇处的精神创造活动。李津、武艺和南溪以水墨绘画“闹中取静”的超然追求，显示了他们对艺术精神的领悟，也体现了当代艺术参与社会生态调节的功能承担。他们缘生活现象描绘切入“中国情”这个社会学色彩强烈的主题，用诉诸笔端的审美阐释过滤激扬于生活空间的纷乱和嘈杂，藉类型化的生活情态表现构建自成一格的“休闲空间”。他们的一番艺术作为，宛如邀人闲心散游，切合现代人超越生存现实的精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