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特殊的画展。

这个画展的人格力量和意义已经超过了画展本身。

当人们欣赏着一幅幅粗犷豪放，构图新颖、色彩斑斓的一百多幅绘画时，谁会想到这些画居然是出自于一个多次中风，并留下严重后遗症的病人，在废了右手之后，用他的左手画出来的呢？他就是我的丈夫，画家吕蒙。

吕蒙是用他惊人的毅力，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创造了艺术奇迹。

吕蒙从小喜欢绘画，但家境贫穷，直到十四岁那年，才在亲戚的帮助下只身到广州市立美术专科学校就读，当时他进的是西画系。

由于他的一颗爱国之心，学了两年，还没有毕业就投身抗日运动。当时受条件限制，不可能搞大型的制作，也没有条件画油画、水彩画，他就以版画为手段从事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他到苏北参加新四军，担任军部文艺科长，他一面做组织领导工作，一面仍用美术宣传抗日救亡，长篇木刻连环画《铁佛寺》就是以他为主和莫扑、亚君共同创作的，在解放区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解放后被中国美术馆和上海美术馆收藏。

解放后，他继续担任行政领导工作，从军管会美术处开始，相继担任了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兼总编，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和上海中国画院院长等职，他几乎牺牲了他全部个人创作的时间，全身心，毫无怨言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他团结、帮助老画家，发现并吸收新力量，为上海美术界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庞大的美术队伍。由他培养提拔的画家中，很多人拿出了精彩的作品，出国了，开了个人画展，而他在解放后，直到他生病之前的卅年中，却仅有极少几副作品问世。在他少数作品中的一幅套色木刻《菊花》就非常令人瞩目，曾多次在国内外画展上展出，并为英国大英图书馆和中国、上海图书馆所收藏。

1980年4月，他为创建全国版画协会，上黄山开会，由于过度疲劳，在回沪途经南京时突患脑血栓进医院抢救。这次大病，结束了他几十年忙忙碌碌的行政工作，却使他有机会回到他的创作生活中去。他的右手不行了，无法再拿木刻刀，于是他拿起了毛笔，从西画改画国画。刚开始困难重重，先是左手帮右手，但软而无力的右手根本不听使唤，后来索性丢开右手改用左笔，谁能想到，他的左手竟越来越自如了，几乎和右手没什么两样，而且不少人说他左手的字和画比右手更有味道，有点稚拙但却很纯真，线条较粗但很大气，看得出长久积压在他脑海中的创作灵感终于有机会倾泻出来。他也有着相当全面的艺术素养，除了美术之外，他的最大爱好就是买书读书，也常常发表美术评论，文笔漂亮洒脱。他年轻时曾作过曲，作品还在解放区流行过，所以他也是我每完成一首曲子后的第一个鉴赏者和批评者。

作为一个画家，长期来由于忙于行政，他很少有时间外出观察生活，少有机会到大自然中去领略祖国的壮丽山河，这是他多少年来的一大遗憾。为丰富他的创作想象，也为了却他这一大心愿，我抓住一切机会陪他出去。先后到过他的家乡浙江永康，到过广州、深圳、福建、云南各地，尤其是云南瑞丽等地的少数民族风光，使他赞叹不已，回来后画了好几张反映傣家风格的国画。他勤奋刻苦，每到一地，他总是拄着拐杖，拿出小本子用钢笔记下一些素材，有时坐在地上就站不起来，我若不在，他只好等有人走过把他搀扶起来才能回住地。

凭着对艺术的执著，凭着坚韧的毅力，终于在1986年开出了他第一次个人画展。这批画的展出震惊了上海文艺界，尤其是美术界，谁能想到病后的吕蒙，连路都走不好，居然能拿出这一批精彩的国画来呢？在他病愈出院的五六年的时间里，他从不松懈攀登艺术高峰的斗志。这几年中几乎每年都有他的作品参加国内外各种画展，报纸刊物上也经常刊登他的作品，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为他出了第一本画册。

1986年11月，他不幸再次因摔跤引起第二次中风并又迸发了肺炎高烧不退，因长时间卧床打吊针，他的右手右腿更不方便了，但他并未因此气馁，病一好，甚至在疗养院就坚持作画，经常是大汗淋漓，身心疲劳不堪。他的每一幅画，都要比健康人付出更艰辛的劳动！但他一直没有停笔，直到这次发病入院前，他坐着轮椅两次出国，在国外参观了许多画廊于博物馆，使他眼界大开。1992年他应美洲中华艺术研究会的邀请到美国纽约举办了个人画展并出了画册，在纽约引起不小的反响，不少报纸发表了介绍和评论文章。

1994年9月他再次生病住院，直到住院前，他的画桌上还放着一副没有完成的画，可惜这次住院后的两年中他的身体一直未能恢复，行动更加不便了。吕蒙身前曾几次想举办个人展览都没有成功，这次艺术回顾展得到上海美术馆、上海市美术家协会的大力支持，以及汤臣集团、长流美术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鼎力相助，才使得吕蒙身前创作的一百五十幅精品和他收藏的诸多名家作品能够如此完成地展现给世人，可以说，这是他几十年来的心血，也是他留给人民，留给社会的一点小小的奉献。

来源：上海美术馆